·外有何物
李商隐青年与少年时代学过道，接受过一些驳杂的出世学问。他的一生当然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以他来对比同时代的韩愈、杜牧等人，就会发现，他与他们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韩愈和杜牧基本上可以说一生都是坚定的儒生，并非因为入仕之需才有志于儒学；而李商隐却对儒学时有质疑。他的这些想法是真实的，所以毋庸讳言，这对他后来的处世原则也多少构成了影响。
在他早年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有过这样的话：“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真是令人一震之问。在他看来，仅有“道德仁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许多“其他”。这看起来似乎并无大错，但这里的问题是，人世间会有多少物事游离于这四字之外？又有多少物事会与这四字对立？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在当年李商隐那里肯定经过了许多思考。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儒生，在当时要独立于儒学的基本原则来处世，那么他的价值观也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这绝对不是什么小事情。
这一问流露的东西何其多，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许多评说李商隐的诗论者都多少忽略了诗人发出的这一问，将造成巨大疏失。我们会在李商隐的一生中，找到许多与他早年这一质疑的有关之点，甚至找到一点因果关系。
在另一篇文章《上崔华州书》中，他还写道：“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也？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又说：“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由此可见，李商隐在当时既是自由的思想解放者，又是一个相当勇敢的质疑儒家基本原则的人。出人意料的是，他在述说“甘露之变”时，对死于残忍的宦官之手的宰相发出了指斥。这对上述对象，还有所言事理诸方面，都多少有些惊人。当然历史之细节、时局之危急，个中情形也十分复杂。
李商隐不屑于恪守，与韩愈、杜牧等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可能不明白，就一位儒士而言，“道德仁义”这四字之外真的没有“何物”了。我们还可以从李商隐在牛李两党之间的游移中、从他离开待自己如师如父的令狐楚转向李党之举，看出一些犹豫和矛盾所在。“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现代人也许会这样说；但“真理”并不总是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才产生，而是贯彻在许多方面、许多时刻的。
就他那篇提出质疑之序文看，其中固有道理；但这篇序文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一场辞章大放送，就此重大质疑，似乎还需要更多的“正义”与“原则”的论述和讨论，不然就有强词夺理之嫌。他的性情是阴郁内向的，这常常令人同情复又哀伤。我们虽然不能要求他像韩愈等人那样一生恪守，愈战愈勇，因为他们毕竟人与文的风格都大为不同；但我们仍然觉得李商隐将儒家学说的一些根本性原则，与另一些人生智慧作对立观，是不够周密，也不够得当的。
我们对于反映诗人价值观、人生态度与立场的这些重要言论，之所以如此看重，是因为他两脚踏入的，是以儒家思想为道德伦理及行为操守、实现治世理想的士人之途，即便那些虚与委蛇的伪君子，尚不可以公开与之产生忤逆和对立。如果直言，这既是一种磊落和勇气，但又反映出根深蒂固的矛盾立场和另一种人生态度。他离开的是社会所遵循的普遍标准与原则，尽管持有更为复杂的理由；但要跟整个风尚逆行对立的话，他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年的社会和官场即便是遵循一些表面化的恒常之理，一旦打破，个人之口是无以辩驳的。这也正是以令狐绹为首的那些牛党人物、一些固守正统观念者诟病诗人的依据。这些依据通俗可解，远不像诗人自己所辩白的时候那么细微和隐晦。这种通俗的责难，通常会变为一把刺向诗人的利刃。
李商隐当年“外有何物”的一句质疑，大致也就可以明了：“外有”无数的艰难险阻，那是重重相叠的艰难人生的隘口，需要他付出诸多血泪才能冲破通过。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那些驳杂的思想，比如老庄应物、魏晋玄学，即主观俯就客观事物而应对变化的那些理论，既是高人智慧，又是人生志向的消解之物。晚年他又“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这些人生的大智大慧，道理转换活泼，通行四方，如水之善，随形而变，可通融可改造，别致有理，无懈可击；但这些通达的生存智慧却为韩愈、苏东坡等人终生排拒，他们超脱于诡辩。韩愈一生作为一个坚定的儒者，正气凛然，一生坚拒佛道。东坡弥留之际，径山寺长老维琳附在他耳旁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端明”，端明殿大学士，指东坡。东坡轻轻回应：“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这时旁边又有人大喊：“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再次回应说：“着力即差！”（宋·周
《清波杂志》）可见东坡至死都是大儒风范，即“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李商隐是何等不同。尤其是韩愈一生所保持的那种锐利的进击性和不妥协性，为世代所钦佩和崇敬。也许他就此失去了一些玄妙委婉之情，始终作为一个刚直不阿的硬汉形象留下来，其诗文也带有这样一种性格和锋芒。对比之下，李商隐的得与失、长与短，命运的必然性，就多少显露出来。
借用现在时兴的一句流行语：“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从韩、李二人的对应中发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就儒学与族群进步之间的关系，古今来讨论无数，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不仅是愈加深入，而且通向了现代主义的深处和高处。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将“正儒”和“伪儒”加以区别，不能发掘古老儒学中的现代因素，不能发现在几千年前诸种思想学说中，它是最能接近现代的一种思维方式，可能也是一种偏颇。
万事万物皆有局限，其局限到底在哪里？恪守的意义又到底在哪里？它与现代性衔接的边缘又在哪里？这一切都需要从长思之，不可偏移和简化。就此而言，我们仍然还可以像诗人李商隐那样发出一句质问：“外有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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