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而尊

作为一介书生，在丛林社会里生存，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极大的蜕变，必须突破心障，不然只得委曲求全地度过一生。李商隐是这方面的一个好标本。他固然是才华横溢之人，有漫长而复杂的为政实践，比如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流转于幕府，处理了很多棘手的实务，更不要说杰出的公文才能。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直到终了也未曾在重要的朝官位置上干过，可以说郁郁不得志，被人叹为“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唐·崔珏《哭李商隐》）“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宋玉》）“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漫成五章·一》）“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有感》）他的自我叹息更为悲戚，这与崔珏的哀泣两相映照，令人叹怜。

李商隐自视甚高，他常提到自己与李氏王朝同宗的不凡血统。“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伏以奉承大族，载属衰门。”（《祭徐氏姊文》）这是何等遥远的追溯，本可以不谈，但在他来说也是难得的一种安慰和自我鼓励。他历数自己的才华与优长，此刻已无谨慎，直言道：“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樊南甲集序》）这是他为自己编定的文集所作的序言。从少年时代说起，古文今体，皆为笔下文章，既有本钱，也就少有自谦。

他是一个典型的敏感而自尊的人，本来有极好的人脉基础，却将一手好牌打烂。最优厚的人事条件，最终被他处理成最大的人事障碍，这里面当然有一言难尽之隐，复杂到难以言说，非当事人不可轻率议论。这里讲的主要是他与令狐楚的公子令狐绹的关系。后者做到了宰相，且居相位长达十年。他自青少年时代就在令狐楚的身旁，与令狐绹一起习业游艺，两人曾结下深厚的友谊。“足下去后，怃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书辞委曲，恻恻无已。自昔非有故旧援拔，卒然于稠人中相望，见其表得所以类君子者，一日相从，百年见肺肝。”（《别令狐拾遗书》）从这封写与令狐绹的信函中，可见两人交谊之深厚，而且是一朝相交，即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不同流俗。但后来由于二人地位悬殊，更因为在激烈的党争中多有误解，陷入了难以解脱的矛盾。这在李商隐来说是多么拘束和尴尬。从留下的文字记录看，从文本自身览鉴，或者仍然有些话可以说。

读书明理识道，使人有文明积蓄，这正是社会进步中最大的事业，没有之一。然而人类社会的“丛林”性质又是显性的，对这一点不能心存幻想。一个人既然身在“丛林”，那么他身上积蓄的文明因素越多，也就越是致命之殇。在“丛林”的追逐和围剿中，生命需要泼辣如鬣狗，顽韧如豺狼，必得有几分“滚刀肉”的脾性。汉高祖刘邦当年率兵路过陈留，谋士郦食其前来拜见，当时刘邦正在洗脚，问使者“何如人也？”使者回话说：“状貌类大儒”，刘邦说自己正忙于天下大事，“未暇见儒人也”，便让使者将他打发走，郦食其瞪起眼睛按剑呵斥使者说：“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刘邦听到后立刻“雪足杖矛”起身礼见。（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主要是受制于心魔，忌讳太多，不直接不粗武。野蛮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丛林”品格。

敏而尊的人在秩序井然的文明社会里可以活得好，在“丛林”社会中就不行了，大半要成为牺牲品。“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旧唐书·李商隐传》）这里说的就是少年知遇。这是难得的人生起步，不仅被恩遇者纳入幕府，而且深得对方赞赏和怜惜，视为少俊，并深礼之。这是极罕见的人生机遇。从此李商隐就有了一个少年朋伴，二人之间无所不谈，过从甚密，这个人就是我们说过的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足下与仆于天独何禀，当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会面，一分散，至于慨然相执手，然相戚，泫然相泣者，岂于此世有他事哉！”（《别令狐拾遗书》）可见两人情谊非同寻常，迥异于世俗的利益之交。令狐绹仕途顺遂，在宣宗时登上相位。一般来说这是接连呈现的更大机遇，但出乎预料的是对方不但未能使其得济，反而成为他一生的苦难情结。就忧郁而敏感的李商隐来说，自己实在有求于对方，寄希望于对方。但从留下的文字来看，大多数的时候他只用诗文暗示，多次或明或暗地表达和申辩，试图一吐心中委屈。他这样做当然事出有因，因为有误解，有个人失误，但最终搞成这样的局面，毕竟是糟透了。

李商隐二十五岁进士及第，虽然中间有过波折，不过也算少年得志，因为《全唐诗》中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即指当时明经易考，三十岁明经及第年龄算是大的，而五十岁中进士却属年轻，像孟郊四十六岁中进士后兴奋快意地写下《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后来李商隐又三次通过吏部铨选，尽管第一次录取后在复审中又被中书省除名，但入仕之初大致还算顺利。对比一下韩愈早年入仕，是“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韩愈《上宰相书》）那样一位大才子竟然前后折腾了四次才考中进士，然后又参加三次吏部考试，竟然都没有通过。李商隐三试吏部，二入秘书省，四次得任朝官，即校书郎、秘书省正字、盩厔尉和太学博士。虽然太学博士之职是由令狐绹的推荐，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三干有司，两被公选，再命芸阁，叨迹时贤。”（《祭徐氏姊文》）可惜全都没有抓住机会，几乎一生游历于幕府之间。

他没有韩愈当年那样的冲撞气，一生大致平安而卑微。而韩愈大起大落，这与其勇气有关，与其决断力有关。李商隐之性格恰恰处于另一极，绝不可能像一位百折不挠的壮士那样泼打泼上，也没有辗转于“丛林”之中的纠缠力。他类似的力气都留在了想象中，留在了心中，而没能化为迅捷的现实行动力。他是一个好书生，所以留在幕府中做一些文字工作，总是相宜和成功的。

令狐楚是李商隐踏上仕途的第一位上司，也是他的恩师，是写作的指导者，可以说是一生最大的恩人。令狐楚去世的时候，李商隐痛彻肺腑，在情感和现实生活的依仗中，都有不可接受的巨大损失。令狐楚的离世使李商隐倍加孤单，但令狐绹还在，当时这位幕府主人的公子已经官居左补阙从七品上，虽然职级不高，但常伴皇帝左右。“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酬别令狐补阙》）他们时有文字往来，关系并非疏远。后来李商隐从幕府返回长安时，还曾经住在令狐绹的家里，可见仍区别于一般的朋友关系。旧情旧谊，出身来历，两人交往过从的历史，都决定了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当两人最初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既可以成为极密切的兄弟、朋党，也可能演变为其他关系，但最终却发酵变质为一种不可预测、令人费解的积怨关系。他们二人走入了这样一种不幸的迷境，真是人生的莫大悲哀。后来，就李商隐诗文中所记，他在令狐绹的相府中居住了一夜又一夜，只为了能够见上这位昔日的兄长和朋友，结果只听得门外马蹄踏踏，车轮碾响，宰相回府却不得相见。那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可想而知。他不得不低首垂眉，黯然离去。我们在这里不免假设，即便是令狐绹入相后礼绝百僚，即便是两人之间误解已深，但凭借珍贵而深长的旧谊，为什么他不可以破门而出，疾呼相拦？可以陈情，可以问询，可以朗朗大笑，可以相见甚欢。没有，一概没有。宰相出朝，地动山摇，回府想必也是气派过人，官威之大竟然吓得一个少年时代的挚友退避三舍。他只能隔户观望，心跳不已，垂首徘徊，只待天明。人情世故竟如此悲酸凄凉，不可思议。

如果换了另一类人，自然是别一种风貌。那些蝇营狗苟者，那些专于此项投机钻营之徒，可以削尖脑袋将极窄的缝隙撬开。李商隐实在是一个文明人，一个过于知晓分寸的人，这是必须的，但有时候又是多余的。在华丽堂皇而又规矩森严的宰相府邸，在都城虚幻的礼节和文明的装饰之下，他忘记了这道精美的屏风后面，遮掩的其实就是一片无边的“丛林”。俯视之下鲜血殷殷，痕迹紊乱，到处是凌乱的皮毛、丢弃的鳞爪。搏杀就在眼前，就在隔壁，近在咫尺。晓悟已经过晚。他遗忘了，忽略了，这是命运的疏失，这是文明的戕害。天性之敏再加上后天的熏陶，让他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鲜活的生命之果被制作成某种文明的果脯，也是一种演变的悲剧。生命经常要走入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重新焕发和超拔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就在这种战战兢兢的状态中，一步一步往前、再往前，直至穷途末路，生命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