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冠诗人
在西方某些国家，官方会给自己满意的、成就卓著的诗人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这是来自体制的很高荣誉。由此来设想一下中国古代，如中唐时期，如果也要找出这样的一位诗人，权衡之下，白居易或许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不仅因为他的多产和广泛影响力，还有其诗章的内容与品质，更有总体色调、韵致以及他与朝野及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总之，这种选择是微妙的，有时难以说清，但这种综合的感觉和指向，似乎也贴近了实情。
他的诗作从一开始就遵循了儒家的“正声”，即不伤不怨，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诗”传统，这是极为重要的，更是某种界限。孔子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即在他这里得到了具体实践。前期诗作“讽喻”不可谓不尖利，但并没有走入伤怒，而是心系王权与社稷的忧患之歌，其中虽有不少杂音，却可以被容忍和谅解。总而言之，他是一个能够恪守的正统官吏，这是决定性的条件。“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寄唐生》）“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观稼》）这些诗句反映了写作的基本立足点，也是一个知识仕人的政治立场，可见他的忧患不安以及某种程度的讽刺仍然来自一位朝臣的责任感。他浓郁的贵民思想当然来自正统儒家，这一点虽然与封建帝王专制格格不入，但对上却又保留了足够的面子，多少可以容忍，因为毕竟能够做到“不伤”“不怒”。
他的后期诗作总体上要华润明亮许多，更为朝野所接受，其中包括那些绝美的篇章。试想当时或许还有接近这种风韵的诗人，如同为“新乐府”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好友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直至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但这些同代或晚一些的诗人，都不像白居易那样浑然丰富，诗履历远不如他完整充实。至于另一风格流派的诗人如韩愈、孟郊等，单是奇险峭拔的气象就要引发许多争议。事实上，就民间的接受程度来看，韩愈要差一些。韩以文著称，也主要是限于社会上层的文人仕人中间，而白居易真正称得上是一位雅俗共赏的诗人。苏东坡说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这里的“元白”即指元稹和白居易，“郊”是孟郊，“岛”为贾岛。这是中肯而正确的评价。就种种特征而言，唯有“俗”才是朝野不忌的，它是一个宽幅的音域，在这里可以涵纳很多，可以达成最大的公约数。而“寒”“瘦”都是过于个人化和偏僻化的表达，需要在特殊的情形下、在时间中被慢慢追认。
达成共识是当代的事情，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白居易就显出了合乎时宜的特征。
古今中外每个国家和族群都有类似“桂冠诗人”的歌者，只是未必有这种称谓和制度。用这样的内在标准考察一个诗人，当别有一番意义。我们可以由此寻找一条隐秘而显豁的路径，这条路径竟然通向朝野两方，水火原来在此相济，实在不易。看来要做一个“桂冠诗人”是很难的。即便在现代，这个称号仍然包含了“最大公约数”的意义。这种诗人在世时即享有巨大荣耀，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桂冠诗人”彼脱拉克，就是一个热爱生活与大自然，反抗教会的禁欲主义者。热爱自然通常是一个令人向往、羡慕而并不费解的行为。彼脱拉克远离城邦，寄情山水田园，独自吟哦抒怀，他某种程度上的反抗性与其普世趣味同样显著，所以官方才授予他这项崇高的荣誉。十七世纪至二十一世纪的英国总共产生了二十位“桂冠诗人”，十九世纪有骚塞、华兹华斯等，二十世纪有泰德·休斯、卡罗尔·安·达菲，任期十年。后者是英国首位女性“桂冠诗人”。法国和俄罗斯虽无“桂冠诗人”的称谓，但也拥有类似地位者。夏多布里昂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担任过外交大臣，雨果少年时曾经发下这样的誓言：“要么做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老师茹科夫斯基，是一位重要的宫廷诗人，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保护了许多“十二月党人”，而且对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多有维护。普希金的那首《致茹科夫斯基》写道：“幸福并不喜欢每一个人，不是人人都为桂冠而生。”美国“桂冠诗人”的制度设立较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迄今已有二十余届，第一届是罗伯特·佩恩·沃伦，后来又有来自东方的约瑟夫·布罗茨基等人。
由此可见，诗与体制的关系是多么微妙复杂，它仿佛是朝野之间的一个特殊媒介，这里边彼此都想借重，有借重就有接触，有一些共同的愿望，二者在某一个极小的点上交集，但内在的巨大错位仍然存在。
最杰出的诗人会是“桂冠诗人”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这是一个四方认可的平庸者吗？答案也同样是否定的。比如在英国、俄罗斯和法国，拜伦、雪莱、普希金和雨果，都不可能成为“桂冠诗人”；中国盛唐的李白与杜甫，也不能抵达这种世俗荣誉的峰巅。他们是一个时代最独特、最高亢的歌者，奇异犀利而高不可攀，身上的光芒足以遮蔽掉那顶“桂冠”。
这是一个来自体制的装饰物，它本身必须保持自己的显在性；而任何强烈的生命力所辐射出的巨大光晕，都会使这个装饰物变得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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