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与文颓
白居易活了七十五岁，这在古代算是高龄。而他自幼身体孱弱，踏上仕途以后又多有颠簸，能有这样的寿命，当然要依赖良好的生存环境，得益于优越的物质条件。但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还是心情的调节，是世俗生活的具体选择中，真正能够做到趋利避害。这里的“利”固然不全是物质利益，而是指有利于身心的一切，从精神到物质。“五年两郡亦堪嗟，偷出游山走看花。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闻报坐衙。睡到午时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沙。”（《喜罢郡》）这首诗写于他卸任苏州刺史之时，道出罢除苏杭郡守生涯的欢乐心情，是他五十八岁彻底离开长安，来到洛阳分司任职，告别京官生涯，远离朝廷纷争，最后十七年的生活写照。因为此后他再也没有返回长安，没有离开洛阳，即便后来被委以同州刺史，也被他婉言推辞。
就一个忙碌了一辈子的仕途之人来说，这是一种极难得的转换。但这种转换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却得到相反的效果。由繁华到冷寂，能够忍受与否，需要诸多条件，而白居易似乎一切都具备了。他职务清闲，远离权争，却有丰厚的俸禄，经过努力，在洛阳经营了一处舒适的居所。无政务缠身，无案牍操劳，各方面条件优渥，尽可放纵闲情逸致，阅读吟哦，抚琴弄竹，畅饮游赏。他写一些随意率性的“闲适诗”和“杂律诗”，偶尔与家中歌妓们鼓瑟唱曲风花雪月一番，是一种标准的封建士大夫放旷林泉、啸咏自娱的娴雅生活。而且在洛阳不乏志同道合的诗友与修行深厚的佛道人士，可以填补许多寂寞时光。总之，他生活的最后十七年里，还是相当顺遂与畅快的。
“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洎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矣。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姜《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池上篇并序》）快乐陶然的生活情状表述得非常清晰，一副心满意足之态。“颓然自适”四字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颓”之觉悟，诗人还是有的。
观察古代生活中的一些文化人物，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与儒释道之间的不同关系，常常决定其人其文。他们总要与这三者产生微妙的联系。有的是先儒而后佛道，有的则终生排斥佛道，有的三者兼收并蓄。以生活在同时期的韩愈和白居易二人为例：韩愈终生坚决排斥佛与道，一直恪守“正儒”的道路。而白居易开始算是一个清正的儒生，并且对佛道有明确的警醒态度，后来仕途受到挫折，为了排解痛苦，就转向了佛道。文人仕人相信佛道，一般来说可以让敏锐而清晰的道德判断缓和下来，变得不再峻急和锐利。也就是说，能够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将一些以前不曾忍受之物渐渐忍受下来。人生观既然发生了改变，其他也就好说了。这当然是一种退却和忍让，不过一旦有了高深的哲思做基底，整个人也就安定、满足了。这必然会有利于身心的平和，对身体的调养会有好处；不然就会钻牛角尖，就会执着，就会一直纠缠下去。
一种理论、理念的支持，一种宗教的襄助，对一个转向的儒生来说至关重要，它们为他提供了思想与精神的抚慰。这种抚慰是其他许多事物不能够替代的，并在某种程度上稍稍遮盖了某种颓败的苍白，或找到许多微妙的说辞。在别一种寻觅当中，甚至可以变得兴致勃勃和饶有趣味；可是当他偶尔从这种语境中走出，也仍然会深深地不安。
韩愈不妥协，活了五十七岁；白居易妥协，活了七十五岁。
在一生留下至深烙印的江州贬放之后，白居易入蜀任忠州刺史不到两年便还朝。回到阔别六年的京城长安，一年之内又两迁其官：由司门员外郎授主客郎中、知制诰。知制诰是为皇帝起草诏书的近臣，地位显赫，可以说仕途顺遂。后来出任中书舍人正五品上，这是一个大有前程的职位。五十一岁罢黜中书舍人后，出任杭州刺史，这是一个富裕的上州。由于早已厌倦宦海浮沉，白居易杭州任期满后，在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等职位上都没有沉溺太久。为杭州和苏州郡守时，他尚能勤于政务，造福一方，留下较好的口碑和政绩。六十岁还做过河南尹，虽然当时身体状况不错，“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拟二首·一》），但这个时期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安度晚年。“流水光阴急，浮云富贵迟。人间若无酒，尽合鬓成丝。”（《六十拜河南尹》）当上河南尹不久便对府衙大兴土木，凿渠引水，修筑亭阁花台。“夹岸铺长簟，当轩泊小舟。枕前看鹤浴，床下见鱼游。”“檐雨晚初霁，窗风凉欲休。谁能伴老尹，时复一闲游。”（《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正因为有了这样从容的打算，所以才有了他晚年的那种生活秩序。
但是，如果从为文的角度看，又当是另一回事。文章的锋锐深刻，总要依赖气概，需要求真不已。文气丰盛，必能冲击平庸。由此看，才有韩文之高畅、之激切动人，才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千古美章。韩愈诗歌奇崛铿锵，在中唐时代独树一帜。正因为他的文太高太不可逾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他的诗。其实韩愈之诗仍为唐之奇葩，世之珍品，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有人会说文章气息是不同的，是千姿百态和各有风骚，难以定于一尊。这种说法固有道理，但仍旧还不能混淆一些重要原则：追求真理之执着之纯粹，毕竟是最高的精神境界。以白居易论，他最好的诗章基本上都是“正儒”精神强盛时期写出来的。他自己确定为“闲适诗”的大部分诗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独善之义也”，可见即便是这样的“闲适”，也仍然在恪守儒家的原则和立场。“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初贬官过望秦岭》）“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大林寺桃花》）而他的一些“感伤诗”“杂律诗”，其中的杰作也并非沉迷于佛道思想；一旦沉迷，大多都算不得上乘之作。
在唐代诗人中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王维。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诗人，在诗坛上有较高地位，以其才能和修养，完全可以写出更高一级的作品，但却始终未能成为一个深深撼动人心的文学巨匠。人们喜欢和容纳并欣赏他的某些格调，其飘逸之神采、超然之韵致，也可以引为高标，但仍然不可以与那些深刻执着于人性与社会、与有着强烈追究力的诗与思同日而语。王维少年成名，是一个罕见的才子，早慧早熟且有精彩绝伦的表达，但他着迷于佛道，里里外外皆是静寂和超然，心中即无大波澜，诗章之事也就可想而知。
我们常说的一些养生之道是有代价的，这与文章之道虽然不尽冲突，但冲突仍是存在的。超然忘我的养生方式，或可引起文气的衰颓。许多时候这种超脱和纯然，也会诱发某种空寂单纯之美，但仍旧不出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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