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累与心累
一般来说人是恐惧身累，而不太在乎心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所以人类的最大恐惧还是源于被治。那些愉快地走向身累之途的大多并不自愿。除了极少数的修炼者，即一些所谓的异人，没有谁会自甘当一个体力劳动者。那些修炼者的主要工作也不是体力劳动，而是以最少的身体辛劳换来个人的时间和空间，争取对生命有所参悟。知识人总是歌颂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钦羡他的田园与酒。其实陶渊明过得并不愉快，他的诗夸大了这种生活的超然和惬意。他既是被迫回归田园，最后也是于饥饿穷困中告别人生。“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七首·二》）“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咏贫士七首·三》）“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这些诗活画出诗人当年的生活情状，而人们记住的还是他“自免去职”（《归去来兮辞并序》）的潇洒与飘逸，他的“采菊东篱下”“带月荷锄归”的浪漫与逍遥。仅仅记住生活中的一面是极不准确的，更是一厢情愿的夸大和自慰。
我们想象一下李商隐的痛苦，他主要还是因为官场失意而焦虑不快。就生活而言，他一生的主要时间是在幕府中，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有厚待他的幕府主人。这样的人生于物质上看是很不错的。他爱诗并时而纵文泼墨，那么这种幕府生活也是相当适合的。“不拣花朝与雪朝，五年从事霍嫖姚。君缘接座交珠履，我为分行近翠翘。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长吟远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销。”（《梓州罢吟寄同舍》）问题是这仅仅是一般的权衡方式，对于一个十六岁便“以古文出诸公间”、二十五岁得中进士、少年伙伴已经贵为宰相，昔日旧游也“一一在烟霄”（《秋日晚思》）的才俊，对于一个才高八斗的诗人，这种舒适的生活就远远不够了。“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野菊》）少年成名，却一直屈沉下僚；自负高才而不得酬，常年幕游，为人作嫁。他现在“身”不累，更不怕“心”累。他想操更大的心，因为不能而更加心累，一颗心也就感到了莫大委屈，这委屈又转化为更大的痛苦。
他为一个国家操心，而不仅是为自己。他一生写下了多少忧国忧民之诗文。这样一个人要在现实生活中证明自己，也要在文字中证明自己。在古代，文学与士人往往是一体的，诗文高，就自然应该仕位高，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是通识和常理。所以大诗文家一定是心有不平，愈是大诗文家也就愈是不平。今天来看这其中好像少了一些道理，因为今天诗文之才与仕途之才已经分离。但这种分离的得与失，也只有天知道。如果两者至今不曾分离，国家治理会是更好的，会像为文一样周密，会做好治国这篇大文章。但是以做官为本位的国家，一定是最没有出息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引诱出一批畸形人生：没有理想，之所以为仕，说白了不过是寄生虫般的追逐，是怎样度过又馋又懒的一生。
李商隐有了文学之能，即应有相匹的仕途。中国自古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抱定了从仕，这就是悲剧之所在。身累之恐惧，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一个士大夫，大致上都未能幸免。我们的儒家传统就培植了这样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率身期济世，叩额虑兴兵。”（《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急景倏云暮，颓年寖已衰。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他要做兼济天下的大丈夫，如此而已，无可厚非。在当年诗人文人与仕人之不能剥离，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在山野荒郊遇到一个正在辛勤劳作之人，谈吐清雅，见识高远，那么就要视之为“隐士”和“异人”。如上古时代巢父、许由等高士，为了躲避帝尧让位于他们，不得不遁入深山。还有春秋时期长沮和桀溺两位隐者，《论语·微子》中记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这些都是节操高尚、才能出众之人，却要逃入深山荒野，隐没于偏僻之地，世人将他们视为高士贤者。这种怪异现象究竟从何时改观，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怀才不遇，四处流落，羁旅异乡，大概渊源甚远。孔子也到处游走，春秋战国时代的能人才士多到处游走。屈原是被迫，后来之文人骚客却未必如此。到了现代社会分工越加细密之后，文人与仕人的分道扬镳也就开始了。但就世界范围内看来，东西方文化仍然存在巨大差异。
官本位为中心的畸形文化，遏制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生命由此变得畸形。心累者尊，而身累者卑，这似乎已成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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