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说服自己
一个人在性情上发生的转折与改变，或虚幻，或急促，或疏淡，或偏激，或颓废，都必定有其内在的原因。一个人受到生活的某些刺激，比如现实压迫所带来的诸多挫折，就此带来的变化常常令人始料不及。他们的人生轨迹时而清晰，时而隐晦，也就在这形形色色的改变中追索痕迹，捕捉踪影，从而获得一些启发与答案。对于一个深邃的思想者和诗人，这个过程就显得尤其必要。
王维的生活道路及思想艺术特征大致统一，矛盾冲突和费解者较少。他的转变大致是由儒及道及佛，最后一心向佛，走入佛教禅理的深处。王维的生活态度大致由积极进取、入世为仕，再到犹疑失望、疏离出世，最后献出自己最爱、最耗心血，也是最用力经营的“辋川别业”。这也说明了一切：至大至爱的半生经营，结果却让它化为无、化为空，脱离自己，一切归于遥远淡漠的精神之中。他的空寂是多么彻底，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极大的充实与成就感。
自我就像一面多棱镜，当进入一个侧面的时候，只要将其充分展开，就会获得一个慰藉与稳定的世界。我们不能说王维因为母亲的影响，或现实生活激烈冲突的逼迫，才走向万物皆空的佛禅境地，他的自我之中，原来就存有这样的一个棱面。不仅是王维，许多人的性格中皆有类似的存在，即多种多样的自我，它们互相映照又互相矛盾。仅仅因为现实的压迫而使人发生精神的蜕变和腾挪，既有可能，或者还远远不够。特别是那些丰富曲折、灵魂深邃的文化人，也许需要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服自己，与自己的心灵达成一致。王维的世界观发生了更新，放弃一切实有之欲念，归于平静无为之人生观，艺术与之相谐，一路走上虚无，将实在性不断地减少和弱化。这大概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从进取到挫折、到怀疑、到退却、到空虚，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的、漫长而繁复的过程。
如果仅仅是对现实失望，那么最终达成的结果一定是强制性的，有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生硬。这种情形于王维身上屡屡出现，也会有一种警示的力量和作用，使其研究佛理的兴趣与动力得到强化。人生之虚妄空寂、困苦坎坷，他所见所感实在是太多了。从少年、青年时代于京都干谒奔走，在岐王、宁王、公主等王公皇族以及达官贵人之间周旋，有多少期盼、欢欣和得意，也有多少失望和沮丧；初踏仕途受挫、隐居，再到宰相张九龄提携，人生迎来大喜过望的转折期；其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入相，伴随而来的是忐忑、恐惧和不安；面对朝中人士的诸多变化，他的升迁、忍受和张望；一部分是旁观，一部分是亲历，痛楚多多、惊悸多多。混乱而跌宕的局势，旦夕祸福，转换频仍，这一切足以让王维惊恐戒惧。
王维早年的入世思想源于传统和家族的说服力，当然非常强大。作为一名儒生，这种兼济和独善的思想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且有一种惯性。由此出发愈走愈远，最后是徘徊、观望以至于疏离。少年植根心中的佛理与现实形成了互证，这时候母亲的影响力就彰显出来。佛理本身的作用不可以看得过重，因为说到底，书本的力量只有在现实中得到互证，才会爆发出来。纵观唐代，盛世杀戮时有发生，更不必言“安史之乱”，鲜血之浓色当超书本说服力数倍。
有人会提及诗人性格中懦弱的一面，因为生命构成中的先天部分是难以改变的，它只会在现实的诱发下得到强化，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某种哲学理念才会给予有力的援助。所以，经历了种种人生困厄的王维，终于在佛教经典中找到了哲学与精神的依据。佛学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已变为深不见底的大智慧。它的丰富性与难以穷尽性，每每使某些个体在它面前显出了渺小。个体被征服概率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所以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大智者，最后都走向皈依，这种行为绝不可谓之浅薄。
一个人若超越佛理、超越宗教，实为至难之事。因为在无限的时空里，这种心智的、形而上的积累，有一种难以估测的深邃性，仅仅在有形的文字典籍面前，就足以耗尽无数生命。它经过了其中杰出者的归纳、提炼和实践，在一些登峰造极的代表人物所开辟的世界里，获得了单纯明朗和清新奇异的创造化提升。一种宗教思想、哲学理念伴随着个人的无限魅力生长，乃至于形成一片独特的风景，会愈加强烈地吸引庸庸碌碌的潮流中人，只要他不甘沦落。这是从智慧与文明层面而言，但宗教和信仰还远远超过这个层面。如同前面所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们将变得更加神秘高远。
在王维那里佛与道不同，与其他世俗理论也不同。佛是超越的、至高的，在它的映照和对比之下，深深植根于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儒家传统，作为中国士人最高和不可舍弃的巨大培育力，竟然远远止步和让步了。他倾心半生的儒学理念，在现实面前不足以回答自己，更不足以说服自己，于是重新寻找一种对现实生活更高一级的、难以尽言的大归纳，也就适时发生了。在这场寻找的过程中，自我的某个侧面展开、扩大、加强、停留，最终的一个世界得以完成，他也由此蜕变成一个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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