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重事理
“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苏东坡在《评陶韩柳诗》里这样说。南宋蔡启则说，“退之诗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蔡宽夫诗话》）今天看，韩诗畅快明朗，意境清新，然而有时失之单薄。韩愈诗重事理，与其文章特征一致，观其代表诗作大多理路清晰，气势宏大，说事论理清楚透彻。不过既然为“诗”，其大部分是说不清的，理路过于分明，则有押韵之论说文的嫌疑，这正是韩诗被人诟病之处。
但这里也可以退开一步论：诗意的生长是十分复杂的，远非同一种路径。我们从韩诗的滔滔气势中，从其纯粹和淋漓之态上，也会获得无尽快感。由清晰的理路变为一个具体形象，如此，别一种境界也就滋生出来，其理路开始衍生出无限诗意，走向另一种审美的方向。
类似情形让我们想起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他屡屡被现代主义文学家所遗憾的，即小说中的“言说”太多，理路太过清楚。这成为托尔斯泰的某种标记和象征，许多人抓住这一点，不止一次表达了自己的遗憾。比如海明威曾经多次说过，看托尔斯泰的描述、对话、人物、山色以及作品的格局，真是令人叹服，让人无话可说；但每读到托尔斯泰那些理路清晰的滔滔大言，就恨不得将伯爵的嘴巴捏起来。他觉得如此一位大艺术家、大智者，竟然在自己宝贵的作品里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此说看起来似乎有理，但比起托翁，他还是一个现代主义的黄口，很难理解那位胡须飘飘的老人。在托翁那里，一切又当别论，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和天才，既是规矩的创立者，又是破坏者。他们独往独来，没有边界，所行之处皆成风景。这首先不是由于他们是巨人，而是因为他们留下了巨人的痕迹。
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又会发现“言说”是不同的，可谓此“言说”非彼“言说”也，那是一种忘我之纯粹之真挚，超越一般意义的“言说”，最终化为独特而具体的存在，与其形象和感性功能一致，化入了极高的审美的意义。
在韩愈之前，比如盛唐时期的文学经典如杜甫的诗，也有注重事理之作。这里可以成为不拘一格，成为综合一体的复杂层次，构成诗人的规模和品质。至于韩愈的诗，不过是这种审美特质更为突出而已，而他的一些浪漫优美的诗作也实在不少。“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春雪》）“休垂绝徼千行泪，共泛清湘一叶舟。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湘中酬张十一功曹》“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城边特地寒。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夕次寿阳驿题吴郎中诗后》）“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一》）
一种愤然慷慨的诗意形象，有时候也极有诗性之美。所以，“重事理”如果抵达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一个极处，又会产生奇异的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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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五诗人 - 目录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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