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任刺史
杜牧四任刺史，可视为重要而特殊的人生经历。这与任职幕府和五次入朝最大的不同，在于能够主政一方，有一定自由腾挪的空间。从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春天初任黄州刺史开始，连守三郡，至大中二年八月升为司勋员外郎，历时八年。从四十岁到四十八岁，可以说是人生最成熟的时段。尽管前三个州郡都属于七品职级的下州，但毕竟是一州之最高长官，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事实上这个时期他像很多有才华的官员一样，堪称一位能吏，做了许多有利于当地百姓的事情，多创造和贡献。这些必须给予切实的记录。
黄州期间，杜牧将几十年累积的苛政弊端一一清理，废除以各种名目向百姓摊派征缴的苛捐杂税，还把那些鱼肉乡里的强势人物革职惩办，并告诫州县官吏“吏顽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进之”。（《第二文》）他的为政一如历史记载中的那些文人良吏，头脑清晰，行动果决，兴利除弊之力度超出一般。这是长期纸上文章的强力落实，其志向早已有之，一旦得以实行，则必要雷厉风行。他心中所郁积的不平之气由此得以抒发，人生之不遇所形成的坎坷，在此一一铺平和展放，所以总能够赢得民心，使一方水土拨云见日，清新明朗。
除了忙于黄州的郡守政务，杜牧还时刻关心朝廷平定藩镇、北方边境与回鹘战事以及河湟地区收复等诸项事宜，写下《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最终他的用兵策略被宰相李德裕采用，他高兴地赋诗《东兵长句十韵》：“落雕都尉万人敌，黑槊将军一鸟轻。渐见长围云欲合，可怜穷垒带犹萦。凯歌应是新年唱，便逐春风浩浩声。”
当时的黄州被京官视为“鄙陋州郡”，杜牧在《祭周相公文》中言其“黄冈大泽，葭苇之场”。即便到了宋代，黄州也是一个“齐安荒僻郡，平昔处放臣”（宋·张耒《齐安秋日》）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偏陋之郡，杜牧仍旧尽职尽责，操劳不息。黄州有孔子山、孔子河，是春秋时代孔子周游列国过往之地，这些圣迹由于年久失修，濒临颓倒，杜牧一一巡视，加以修复和扩建。他设置庙学，亲自在学堂讲学，开启民智，记载中有数百弟子拥向学堂。他还特别推崇古往今来的循吏：“独能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废鞭笞责削之文，用忠恕抚字之道。”他主政期间，“小大之狱，必以情恕；孤独鳏寡，必躬问抚。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圣天子，所遣刺史，不为虚受。烝其和风，感其欢心，庶为瑞为祥，为歌为咏，以裨盛业，流乎无穷。”（《黄州刺史谢上表》）黄州之地自古有许多废井，杜牧担心它们“陷人以至于死”，便专门写下《塞废井文》，呼吁当地百姓改变风俗，填塞废井。作为一方郡守，他为百姓想得细密而周到。打开明清两代的《黄州府志》《问津院志》，都载有杜牧的为政事迹。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九月杜牧迁任池州刺史。他在池州任上，正逢武宗皇帝下诏毁禁佛教，对这项举措杜牧非常赞成。他的《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曾有过精辟议论和尖锐揭露，认为权贵富人做了坏事便“皆捐己奉佛以求救”，以为能“有罪罪灭，无福福至”，而且“虽田妇稚子，知所趋避。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中唐以后，士大夫文人佞佛的社会风气益重，而杜牧独标己见，与韩愈当年拒佛交相辉映。
在守池州期间，他不仅解除百姓苦役，而且为了使当地百姓能够采用正确记时方法，在城南门楼亲自设计建造一座铜壶银箭刻漏，此项技能当源于他年轻时向一位年逾九十的异人王处士所学，此人还是韩愈的好友。“为童时，王处士年七十，常来某家，精大演数与杂机巧，识地有泉，凿必涌起，韩文公多与之游。大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师，处士年余九十，精神不衰。某拜于床下，言及刻漏，因图授之。会昌五年岁次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门楼。京兆杜某记。”（《池州造刻漏记》）此外，杜牧还将池州刺史衙署的藏书楼重新修葺一新。
会昌六年九月，杜牧由池州迁任睦州刺史。他这样描述赴任途中的惊惧与睦州生活的窘境：“东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入洞穴，惊涛触舟，几至倾没。万山环合，才千余家，夜有哭鸟，昼有毒雾，病无与医，饥不兼食，抑喑偪塞，行少卧多。逐者纷纷，归轸相接，唯牧远弃，其道益艰。”（《祭周相公文》）然而尽管如此艰难，他在操持郡务时依然心系朝纲，洞悉时政。在《上盐铁裴侍郎书》中写道：“伏以盐铁重务，根本在于江淮。今诸监院，颇不得人，皆以权势干求，固难悉议停替。其于利病，岂无中策？某自池州、睦州，实见其弊。”他历陈盐政之弊，言辞犀利，“搜求胥徒，针抽缕取，千计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声，别无赴诉。今有明长吏在上，旁县百里，尚敢公为不法，况诸监院皆是以货得之，恣为奸欺，人无语路。况土盐商皆是州县大户，言之根本，实可痛心。”
大中四年，杜牧赴湖州任刺史，在这个上州郡守的位置上只待了一年，第二年秋便重新入朝，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等职，就此，一生四任刺史的经历即告结束。
他在刺史之职的具体贡献尽可历数，因长达八年，必是一段不凡的岁月。但许多时候，人们并不关心他为一地一州付出的大量心血，后代最为关注的，还是他的诗与文。他的艺术才华与生存实践其实是统一的，即便从理解诗文的角度，也须细致考察这八年刺史。
他的刺史生涯，时间之长仅次于幕府时期。在这八年里，他写下了关于国家时政、兵略策论等大量文字，同时又留下了许多诗章。“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郡斋独酌》）“上吞巴汉控潇湘，怒似连山净镜光。魏帝缝囊真戏剧，苻坚投棰更荒唐。千秋钓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唯属往来商。”（《西江怀古》）这段时间引人注目的事件，还有为宰相提供对付回鹘、平息藩镇的具体策略。杜牧在上书中详细陈述御边与平藩方略，对当时朝廷掌握形势的主动权与取得胜利奠定了策略基础。“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新唐书·杜牧传》），有趣的是，这位宰相只取其策，却不用其才。
“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齐安郡晚秋》）他在漫长的等待期里有许多牢骚不安，比较一下同时代的其他几个诗人任职地方时的情状，则有明显不同。像白居易的诗作《别州民》：“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记下了自己刺史杭州“增筑钱塘湖堤，贮水以防天旱”的政绩。杜牧的诗章少有为政州郡的细致经营的文字记录，而是其他，是心系更高更远的建言。他针对时局，如平藩安边的具体谋划十分引人注目，视界远超自己的辖区和责任，这在一般地方官吏那里是少见的。这与他长期以来大处着眼的秉性和胸襟有关，反映出暂且寄身于一州一地的心理状态。“因思上党三年战，闲咏周公七月诗。竹帛未闻书死节，丹青空见画灵旗。”（《即事黄州作》）“天下虽言无事，若上党久不能解，别生患难，此亦非难。”（《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伏以江淮赋税，国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贼耳。”（《上李太尉论江贼书》）“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新唐书·杜牧传》）
我们披览杜牧所有文字，发现他写下的关于治国之论、用兵策议，都是呈给有关大臣的，除了到任后例行的谢表之外，最高层级是送达宰相。这与同时代的韩愈和白居易等人都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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