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儒释道
中国士人对儒释道往往兼收并蓄，而且多数得到助益。三者皆在中国文人的现实生存与文学写作中打上了深刻印记，只是因时因地而变化浓淡，各有功用。它们往往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三者混合，或者是某几项的折中。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无法消除的现象，是生命存留之方，少有例外，更是中国人实际生活和精神道路的体现。它们作用于文学艺术创造则各有不同，利弊互现，对于生命力的消长，不同情状之下将起到不同的作用。
就儒释道的影响来看，无论是庙堂还是民间，儒家最为深入人心，影响最大。它强烈的入世精神、民本主义、对人之怜惜，都是建立在爱与仁的基点之上。我们平常所说的儒家面目，往往单一模糊，刻板固定，是一种相当概念化的思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分明，呈现一种固化状态。实际上真正的儒家是由孔子和孟子等共同完成的。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即“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虽然它不同于现代个人主义、个性自由等定义，但在当时已经是极其接近的学说了。孟子继承发展孔子的“仁”，并做出进一步厘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非常现实化、社会化，有力地补充了“仁者爱人”的具体内容。还有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观点，此说尤其重要，是儒学思想通向现代的最有力最深刻的一次精神与思想的远航，真理作为最终目标，它的边界，得到了肯定，标划出求真求道至高的、不可撼动的地位。所以，孔子和孟子的这些论说，应该视为真伪儒学的分界线。
纵观历史，真儒强大的爱人热情、追求真理的勇气，是无可比拟的。那种超越当年所有学问的现代品质，至今还在感动我们。这一切综合的思想高度与道德力量，以及它所蕴含的无可比拟的理性主义，打动了一代又一代探索求真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辨析儒学之真伪，真儒乃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力，其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的言行，给人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古往今来仁人志士追求的无畏的“浩然之气”，“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烈的牺牲精神，是生命力的发挥和张扬，是冲击客观世界的锋利的思想触角，是人类尊严与自由的共同价值所在。但是，经过封建专制统治阶层改造和歪曲的儒家则当作别论，它将极大地束缚人性自由，将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化思想强行塞入“儒学”。这种“伪儒”无论对艺术还是社会人生，皆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封建士大夫文人中那些真正的入世者，其心中的“真儒”与“伪儒”界垒分明，水火不容。有时候他们身处庙堂，貌似有一些经过改造和妥协的说辞，但这仅是策略而已，一些最杰出者的实际行为及他们的诗文，仍然燃烧着寻求真理的不竭的激情。就文学而言，没有比“真儒”更能给予攀峰登巅的强大精神助力了。
佛教更多的意义上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用来应对、思辨和解脱生之痛苦。人生必须面临诸多纠缠不清的复杂而沉重的问题，那些堆积如山的困厄与烦恼，有时候需要运用智慧进行深刻的梳理与排解。而在这种时候，灵魂需要升跃到很高的维度上辨析和思考，并且需要不断地切换视角。佛教具备这样的功能，这种智慧最依赖的还是人的升华力、感悟力。这种力量愈高愈大，人生便愈能得益，其思想艺术便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超越姿态。但就一般意义来讲，佛学仍然与艺术家极力入世、追求真理的执着大有不同。许多时候它是以消极和迁就的方式出现的，力避人生与社会的冲击，所以许多时候佛家思想还是大多为权力者所容忍，并加以利用。在这种深不见底的思辨与极其放纵的想象力面前，一般的个体是无力进入的。佛学就像经过封建统治者改造的“真儒”一样，日渐变成一种肤浅而概念的思想，被导入众生和现实之中。作为一个人、一个艺术家，混淆和屈服，混沌和漠然，都是非常可怕的。
就文学艺术来讲，艺术家常常只有“偏执”、有钻牛角尖之顽固、有某种悲剧性格，才具有深刻的生命之美。而一般意义的表面化肤浅化的佛教普及与人生引导，虽然不能说完全消解了诗性艺术，在多数情形下只能是无益的。当它作为一种风格、一种极致化的美学格调时，才会焕发出一些审美魅力。这种美在民族性、地域性的结合中，会表现得极其特殊和鲜明，比如日本岛国的艺术像俳句，还有一些诗、散文、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生出一种清美，而这种清美大致也可以说是受益于佛学。
诗人王维深受母亲和大照禅师等人的佛学影响，但我们并不能认为其思想艺术是对佛教简单化、概念化的引用。他的家学传统和知识渊源无比丰厚，完全可以有深入而高阔的领悟，将佛学智慧与个人的生命经验加以融合，使精神发生飞跃。可是其深刻的贯彻性并非时刻如此，这又会与激烈的政争、混乱的社会局面，以及回避和退让的人生策略加以结合。这个时候妥协的不仅是儒家思想部分，还有佛学部分。在这种状态下，佛学之于诗人就不是一种助益作用，而是一种消解生命力和探究力的不良因素。其负作用当然是有后果的，最终的情形，还需要进行极其细致的诗学、写作学以及思想方面的分析。
道家思想对人生的影响似乎更加复杂。它的玄思、仙人思想、内外丹之术，其荒谬性被反复谈及。然而事物往往有多个侧面，比如道家常常会催发一种天外思维与想象，一种形而上的元素。这些元素在李白、李贺、苏东坡等人的作品中多有体现，甚至有明显的向上牵引。“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李贺《浩歌》）“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前赤壁赋》）
李白的一生是儒释道混合一体的，某个生命时段突出其中一项，但总体上看，道家思想对他的正面吸引、对其诗歌美学风格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从瀛洲思绪那种高远缥缈、迷离神往的深沉之中，我们可以感受无尽的遥视与天外之思。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能出其右。李白的《月下独酌》，他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的“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些天外之思绝无一般意义上的道家习气，没有那种玄虚无力的怪癖和隔膜，给予的是远远峭拔于世俗人生之上的超越感，是一种凌空飞舞的气概和美。
道家思想与佛教有部分相通之处，如随遇而安、乐天知命、迁就顺应，追求尘世解脱，这种“应物”思想既包含了人生智慧，也有消极的一面。道教与佛教相比，还多了一层天外神仙之思、之实践。佛教主张修性而不修命，认为身体是一具臭皮囊，而道家是性命双修，比如内外丹的操作，追求重点并非来世和转世，而直接就在当世，这又化为另一种入世之追求。只要专注于当下，就有现世之收益。这种具体的个人追求有其积极性。佛教虽然讲积善、功德，但将因果效应放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轮回之中，多为现世痛苦寻找解脱。所以佛与道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必会导致内容和风格上的差异。
唐朝统治是儒释道三教并用，使三教之间既相互争斗又相互融合。儒道属于中国的本土宗教，上千年来一直为互补状态，两者之间矛盾较少。三教调和的思想对唐朝知识阶层产生了超过以往的深远影响。唐代诗人进身之路，比如考进士、明经，仍然需要熟读儒家经典，这一点并无改变。但是儒家经典在后期仕途上的转化是必要发生的，这种转化途径，统治阶层当然是希望转向被改造过的“伪儒”。而知识分子在入仕的漫长人生实践中，他们悲剧的产生，也往往源于对“伪儒”的反拨。
如果能将改造过的“伪儒”、肤浅的佛教及一般意义上作应物之用的道教加以结合，那么这样的士大夫文人，其人生就会相对顺利，坎坷降到最少。因为个体在应对、解决与朝廷和社会等客观矛盾冲突方面，就能够找到强大的生命润滑剂，而其代价，则会留在其他方面，比如削弱作为精神结晶的文学作品的创造力与艺术张力。现代人常讲“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其意义也在这里：有得必有失，想找一条和谐共赢的中间道路，是非常困难的。事物当有自身的规律与路径，几千年来都少有例外。
王维的诗歌艺术散发着一种佛禅之美，它的空灵和清寂令人陶醉。可是在这种极大的审美满足之余，我们又渴望另一境界和格局，但它不会产生于王维。他不是一个强烈的沉甸甸的人生，不是一个富有生命张力的舞者。在儒释道中，王维比较安于佛教徒的角色，而且似乎看不到其个人之佛教，与作为整个社会和民众之佛教，这二者之间有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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