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谢自然
韩愈三十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件怪事：南充县一个叫金泉山的地方发生了一件奇观，即一个叫谢自然的小姑娘突然得道升天。这件事引起了轰动。对于修仙的向往古已有之，本不足为奇，仙人之术于南北皆有昌兴，时有盛衰，中间经历了许多变化。最有名的是山东东部半岛的东夷地区，而后漫延到西秦和江南。唐玄宗时代由皇帝带头，长生术兴盛起来。玄宗自己就曾经向道士学习一些不可思议的法术，比如所谓“自隐术”之类，更不要说内丹外丹的试炼，在宫廷中居然大行其道，遑论民间。一位修道的小姑娘出些事故令人叹息，但大肆包装为仙人事迹，并且由地方要员如刺史上表奏闻，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了。
这终将演化为一场闹剧，悲剧不悲，神秘诱人，造成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韩愈在《谢自然诗》中叙述了事情经过，指出一个小孩子深山学道，本来可以理解，但最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上达天听，就是另一回事了。他指出政治清明的时代，断不会出现这样人鬼相杂的怪事，指出从秦皇的笃好到汉武帝的痴迷，经过了秦汉两朝，这类邪怪道术已成祸患，接连不绝。这里直接指斥世相之乱，完全由执政者一手造成。由此看，后来宪宗朝发生皇帝亲率群臣迎接佛骨的事情，也就毫不足怪，上行下效，蔚然成风。
信佛道者越来越多，致使许多人不再从事生产，荒疏正业，这就成为民生大事；但最严重的后果还不止如此，整个社会的精神气氛由此走向腐败，民众被引向了一种虚妄无知和丧失理性的歧路，对劳动与创造，对一切应该认真的事物都失去了兴趣，没有了追究的心力。他们变得冷漠、迷茫，失去了起码的生命热情，这对一个族群是相当危险的。这种颓丧和懒惰、犬儒主义，一旦用美好的、虚幻不实的神仙思想包装起来，用所谓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之类的虚伪遮掩起来，就具有了极大的欺骗力。对于韩愈这种理性主义者，一个入世的纯粹儒生，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执着之士，当然会警醒而洞悉，视其为严重的族群精神品格和文化质地问题、一种危险的社会现象。诱惑大众修仙，进入玄门，信奉老庄之术，肯定不是什么吉兆。一些目不识丁、连基本常识都不懂的人，竟然成为得道哲人，这根本没有可能。所以大凡是深奥之学，必定藏有最多的骗子。
谢自然事件折射出的社会政治及时代精神危机是明显的，只碍于上方所好，没人敢站出来揭露和警示；更因为佛与道这两种宗教或哲学或心智学，本身自有价值，所以绝非简单否定和拒绝的问题，如此一来许多人就不敢轻言，不敢发出理性的声音。也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情势之下，韩愈一生关于佛与道的发言，于整个民族才是至大的功勋。
任何事物的极致和顶端部分，往往是极其晦涩的，因为只会有极少数人处于这个顶端。它的普及化和通俗化的过程是坎坷而危险的，一定充满了变数和曲折。那些杰出的思辨者、执着的信仰者，轻易不会就范于某种虚幻的形式，他们将倾力辨析和反抗，发出警世之言。那些玄学宗教内部的智士，对这种庸俗惑众，以邪术大肆敛财的行骗者，也是深恶痛绝。没有比宗教再需要虔诚和纯粹了，而这种虔诚和纯粹的对立面，它们的死敌又是什么？在道袍和袈裟的遮罩下，在一场又一场故弄玄虚的形式主义的掩饰下，究竟有多少藏污纳垢和荒诞不经？大概几千年来已非罕有，可谓见怪不怪。
其实对这些乱象并不需要什么科学的剖析，只需要基本的理性和常识就能够拒绝。这里没有什么流派之争，而仅仅是纯粹与污浊之辨；这里也非简单的高标清流和入世理想的问题，而是拒绝妖惑和骗术的问题。走向诡辩、虚无、玄妙、莫衷一是的邪说，是非常容易的；回到常识，回到劳动，回到朴素的求真，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会发现所有的高僧大德都是寂寞而朴素的，他们的玄思与个人生命的纯粹性，是不可分离的。那些将仪式做足，在世俗生活中拉起层层帷幔的，却恰恰最值得怀疑。
佛道自有去处，它们将回到自己。当大批迷茫之众拥向佛道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危机也就出现了，这与思辨智慧、与信仰毫无关系。大批骗子与无数的心灵饥渴者、求助者一道，形成一条浩浩荡荡、芜杂混乱的浊流，涌向一个毫无出路的迷茫之地。其实，任何一种口实，如果最终不能把人引向真理和思辨、信心和自我追究，不能引向谦虚、学习和劳作，而唯有怪僻、迷茫、玄虚，那么就一定是向下的诱惑，是罪恶的开端。
人是自然之子，每个生命天生面临了如何回馈的问题。韩愈对此从不懈怠，他自觉地面对这个巨大的命题，谨慎理性而又勇气十足地完成了自己。柳宗元在《天说》中引用韩愈的话：“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镕，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
如何对待自然？这位智者千年前的论说与思辨，今天看何等清醒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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