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三次岭南缘
当年的岭南与今天完全不是一个物质和文化的概念，只存有一个相同的地理概念。当时的岭南实在是一个蛮荒之地、流放之地。一个文化人、士人到了岭南，会产生极其严重的精神问题，更有实际生存问题，必会相当窘迫和艰困。不少人一到岭南，就会产生难以回返、葬身于蛮荒的心理准备。可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韩愈竟然一生三次与之结缘，缘分不可谓不深。
第一次是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不到十岁的韩愈随被贬的兄长韩会去了韶州，即广东韶关，岭南始于此，在古代是中原人来到岭南最初的落脚之地。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那时韶州距长安近五千里。韩愈于此度过了极为特殊的岁月，对当地风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这里跟从博学的兄长和温良的嫂嫂郑氏，学到一生最宝贵的知识，可以说韶州于他一生关系重大：童年、少年时代所领受的一切，会强力作用于后来。就这一点来讲，他对岭南当怀有感念和思念的成分。无论多么贫瘠和困顿，它都是初踏人生之经历，其印象一定是格外新鲜和深重，难以忘怀。
第二次是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三十六岁的韩愈刚任监察御史不久即遭贬谪，外放阳山县令。阳山现在隶属于广东省西北部的清远市，在唐代其荒僻程度甚至要超过有“岭南之始”之称的韶州。在此做父母官与内地大为不同，县衙只有几间残破的房子，连通常配备的县丞和县尉都没有。韩愈在诗文中如此记述：“阳山，天下之穷处也。”“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是以宾客游从之士无所为而至。愈待罪于斯且半岁矣。”（《送区册序》）“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可见在阳山做父母官实属不易，没有半点人们印象中“县太爷”的快慰和威风，而且捉襟见肘危险如此，难以平安度日，实在是可怜可叹。初次遭贬即来到这样一方水土，对于整个仕途而言，当是一记重重训诫。所以韩愈喊叫之声也很大，写下了许多叫苦喊疼的诗文，虽然不乏夸张，但恶劣的环境以及糟糕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即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五十一岁的韩愈上表谏阻宪宗迎佛骨，险招杀身之祸，后被贬为潮州刺史。古代刺史官职分为上中下三等，岭南之地当然是下州，而且在唐代是很重的责罚。还好，最后总算没有性命之危，只是被流放到了天涯海角。
三次岭南，各有得失，心灵收获是主要的。这三次，综合看也是人生的重要投入，从某个方面来说也决定与援助了一生的大文章。历史上被贬到岭南的官宦文人不在少数，比较起来韩愈还算幸运，因为时间较短；与他人不同的是，他的喊声较大。对于岭南，由于少年时期有过记忆，所以应该多少有一种故地重游之感，这也有别于其他人。韩愈在岭南之急切难耐和痛苦喊叫的原因，主要还是对仕途的忧虑，而不是风俗和物质的困窘。“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潮州刺史谢上表》）可见多么悲观。这当然是为了引起皇上的怜惜，以便早早离开这里。最后果然达到了目的，他在潮州只待了短短半年，然后就得以量移袁州刺史。第二年穆宗登基后，召他还京升迁国子监祭酒，也算万幸，使他有个不错的结局。可是即便如此，他也只活了五十七岁。
三次岭南之行贯穿于少年、青年、晚年，人生之坎坷超过常人。岭南于韩愈一生的仕途，包括他的诗文，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深长难解的关系。他的文字中较少在无比艰苦的生活困境中从容处之、就地取材的快乐，比如苏东坡那样的随遇而安，而总是急不可待地将身心之焦虑之折磨传达出去。他没有什么隐忍，一概峻急和率直。当年苏东坡身居更为荒蛮的海南儋州，所接受的物质与精神的考验不可谓不大，其内心波澜之巨可想而知，但我们看到东坡留下的文字，则多是另一番风貌。他与当地土著交往融洽，在他们帮助下搭建草寮，与儿子苏过一起用海南山芋制作色香味奇绝的“玉糁羹”，还酿造味醇旨甘的“真一酒”，在月色皎洁的夜晚亲自去江边钓石处取水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
在海南，东坡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述，即《易传》《论语说》《书传》。他还养了一条叫乌觜的大狗，带着它四处串门交友，听百姓讲一些当地掌故，甚至让他们编造一些鬼故事来解除寂寞。在他写海南生活的诗文中留下了多情多趣的老符秀才、东邻女、春梦婆、五色雀等异人异闻。他是一个多趣的、以特殊方法来打发腥风苦雨的人。两相对比，韩愈就简单得多，他直接的方法是喊苦叫穷，声音之大，活像一个深受委屈的孩子。引起这场灾祸的当然是他那个莽撞的上表，说莽撞，是因为语言激烈，言辞痛快，贬责强烈，但就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来说，却又是一以贯之的，从青年到老年无多改变。
拒佛斥道的立场贯穿韩愈一生，这是他的社会观、教育观、精神价值观，始终未悔，直到岭南风雨将其摧折到发白齿脱，也没能使其坚定的立场有一丝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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