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之难
一个人要具备强大的超越力是困难的，只有那些特别的人物，如那些大艺术家、大思想家，才有这样的力量与气概。超越什么？超越时代之局限、人生经验之局限，超越人生常情、文化，甚至是宗教之局限。宗教也会有局限，而且非常显性地存在着。比如宗教组织、宗教的世俗实践，有时是与崇高深邃的教义内质相反和对立的，这就需要宗教信仰者具备更高的超越之力。任何强固的人性，模式化概念化的元素，都需要极为清晰的理性与高阔的人生视野、顽强的奋争力，才可以做到一点超越。这个超越过程是最难的，充满艰辛，甚至是牺牲。有些元素的形成既已固定，比如一些概念和学问等，但人生面对的问题却非常具体，而且随时变易，这就需要巨大的理性和勇气去加以应对，做出更真实、更有力的生命表达。
一个人童年生活形成的习惯、处理问题的方法和特征，都可以视为一些固有之物，当这些固有之物与眼前事物，与追求真理、真实、正义之间发生矛盾，能否超越那些固有之物的束缚，将是一场严峻的人生考验。王维信仰佛教与母亲影响关系很大，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感受了无常和苦难，当然会有一些回避的需求，但这回避需要智慧，这智慧正是为了当下生存。这些世俗的需要，这些恐惧感，与佛教思想的影响结为一体，其负面力量也就充分显现出来。对王维来说，应对现实之需，就成为一种宗教信仰的迫切理由。在这种理由的具体支持之下，会变得更加心安理得，不断退让。如此一来，就会越来越缺少生命的超越之力，这有可能是他人生与艺术的重要问题。
王维所处时代佛教非常兴盛，学佛、皈依，是一种极为盛行的社会潮流。禅宗北宗创始人神秀被朝廷亲迎至东都洛阳，王公贵族和士子庶民闻风前来，争相目睹，望尘跪地拜伏竟日以万数。神秀所行之处，刺史、官吏、士女纷纷怀抱幡花，拥挤围观。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之下，王维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可见他不仅是一个宗教的信仰者，更是一个潮流中人。他不在潮流之外，更不在潮流之上，而是在潮流之中。而最杰出的人物，却常常不是如此。
为了解决世俗的困厄而皈依宗教，终身不移，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本来就从容而超脱，其人生与客观世界的冲突并非特别剧烈，却能够于佛教智慧的超然和空寂之中综合、寻找，产生出很高的领悟，其意义又当别论。一个人超越社会风气、个人经验尚且如此困难，要超越宗教信仰，那就更加困难了。
一个人的伟大，表现于一己生命具备强大的超越力，尤其是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雨果、托尔斯泰、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思索力，有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勇气，以及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怜悯，为此可以不顾一切地挣脱固有的束缚与牵扯。托尔斯泰是忠实的东正教徒，但他却没有将身心安全地浸泡在某种世俗的精神温泉中，而是直面真实，理性辩证。最终结果就是与东正教会闹翻，被革除教籍。托尔斯泰为何不是一个最忠实最虔诚的东正教徒？因为他更求真，更超越，生命力更强大，这才能够发现教会正统与真理真实之间的差距。
反观王维，也许以其理性与能力，于某个局部某个环节，不难发现整个社会所盛行的佛教观念与具体生活之矛盾，从而获得一种勇气，时有清醒和察觉。这样讲就多少类似于托尔斯泰与东正教的关系，期待生命力出现那样的挺拔和雄峻。这样的期待当然是不现实的。王维不仅无力超越，反而以世俗的遵循为最好的选择，这也成为他回避和迁就的理论依据。“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一》）这类的认知和表达很多，即一般意义上的对于积极人生的否定。所谓“觉悟”，实际上是一般佛教徒惯常的说辞，并没有个体生命与客观生存紧密相连的深刻认识和表达。
我们发现各个民族各个时期的一些超拔人物，那些最卓越的精神结晶，比如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艺术，对于一个时期、一个族群的文化，都具备一定的拷问性和对峙性，甚至是冲突性。这种逆向的探究和执拗，绝不是一种疯狂的纵情使性，而是一种求真和思辨，是不愿在一种惯常的气氛围拢之下，被平庸地同化和销蚀。
宗教在文学价值里不能是强固原有的模式与形式，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些习惯和方法的落实，而应该更为自由与鲜活。一切都应该服从是非判断，服从人生道德。信仰在诗人这里应该具备更高的意义价值，任何时候，信仰都不应该成为怯懦的借口，不能成为退让的注脚。它既不是一种理论依据，也不是某种超越一般理论的更为虚幻的标准。无论是宗教信徒还是诗人，首先必须有个性、有追索、有探求、有独立之精神。这便是超越性，是生命力。
所有宗教都作用于生命、结合于生命、体现于生命，一个人失去了生命力，信仰与宗教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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