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蚍蜉撼树之讥
韩愈有一首著名诗作《调张籍》，写得通畅易懂，用语有些尖刻，古今来时常为人引用，影响极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些句子常常要被溯源，论及缘起，于是就要说到中唐时期的诗风和派别，关涉到一些著名文学人物之间的关系。许多人认为《调张籍》是具体针对了几个人的，即韩愈对白居易、元稹、李绅三位诗人的回应。这三人是挚友，文艺主张相近，而且都是当时极有影响的能吏和文人。他们相互间吹捧且极为自负，在诗歌艺术方面持“抑李尊杜”的立场，对李白多有贬语。这让韩愈看不下去。韩愈与张籍亦师亦友，交情深厚，而张籍也是白居易的好友，诗风与白居易等人更为接近，其《野老歌》《行路难》《征妇怨》都属于“新乐府诗”的代表作。作为韩愈的大弟子，他与韩愈有许多共同话题，韩愈将这首诗写给他，其中的调侃之语看起来颇有针对性，有人认为是对那三个人的间接回答和讥讽。
这样的理解较为具体，目标清晰，读来颇为痛快，所以接受此说者很多。
实际上究竟如何，却有很多疑问。理由主要有三：一是韩愈与另外三人虽然没有太多诗文交集，关系不算密切，但也还有许多往来，如韩愈就曾邀请白居易一起游赏长安名胜曲江：“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则有更多关于韩愈的诗。韩愈任京兆尹期间尽管与李绅闹得不愉快，但当年李绅参加进士考试曾得到韩愈力荐。元稹诗作《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其中有“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玉磬声声彻，金铃个个圆”。调侃的语气中带着亲热。在韩愈冒险出使藩镇时，元稹为之担心，上奏说“韩愈可惜”。白居易写有多首关于韩愈的诗，对韩愈非常推崇，言辞间常透出服膺之情，晚年作《老戒》一诗还说：“我有白头戒，闻于韩侍郎。”同时期如此切近之诗友与同僚，除非有尖锐的交锋，否则不会发生那样严厉而无情的指斥。我们从多种文字记录中，都找不到剧烈冲突的记录。
二是通观韩愈之诗，虽然对“群儿”有讥有斥，但主要还是讲李杜之诗境，表达了强烈的羡慕之情，说出自己的无比敬佩。这里出现的一句“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其意义更为深长，其实也包含了诗人自己。这里尤其不是对具体的某个诗人所发，而是针对一种潮流、一种世俗，是婉勉和持守，是力抗俗见。
三是白元李三人，特别是白居易与元稹，实际上正是李杜的最大肯定者，他们在自己的诗文中多有崇尚之言，何曾“谤伤”？记载中最早言称“李杜”者，正是元稹本人。元稹十六岁作《代曲江老人百韵》诗，写道：“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乐章轻鲍照，碑板笑颜竣。”白居易遭贬赴江州途中还在读李杜，对二人推崇备至：“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在《李白墓》一诗中，他如此慨叹：“采石江边李白墓，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有人会列出元稹“尊杜抑李”之言，比如他说李白在律诗方面未入杜诗堂奥等话；还有人会提到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谈到，自《诗经》以来，诗人们偏离了“讽喻”的“正声”传统，屈原、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也都负有责任，像李杜这样的大诗人，也不过只有几首才算得上这方面的好诗。这些论说当然偏颇，因为将“讽喻”作为基本的甚至唯一的判断标准，显然太过粗疏；另外，仅将律诗一个单项拎出来对比李杜，也很不得当，因为李白古风最好，是自由飞翔的不羁之才，其律诗也同样娴熟高妙，像五律《渡荆门送别》《夜泊牛渚怀古》、七律《登金陵凤凰台》等，都属于名篇佳作，哪里有什么“不入堂奥”之说。
总之，韩愈之讥确未具体指向白居易和元稹等人。
但我们就此追踪溯源，仍会发现元白等人在诗学和写作学范畴的一些大可商榷之处。他们所秉持的诗歌写作理念，大多以《诗经》和“汉乐府”为据，并多有误识，将批判揭露和讽刺视为诗的最高境界，并且当成了诗人的主要着力点。这显然将复杂的文学审美问题简单化和贫瘠化，给文学艺术的“工具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工具化”的文学写作往往是二三流的，而文学审美抵达的高度和广度，应该有超越性。生命的自由与自为性格，才能保证个体创造的卓越。
就文学艺术的多元价值而言，白居易等人的所谓“现实主义”创作，显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但是一种风格、一个品类，而且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时代之声。但就综合的艺术魅力而论，它们还多多少少失于浅露和直白。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继续追问韩愈到底在讥讽何人？这嘲讽绝不可能无的放矢，而必有指向。结论只能是：自盛唐至中唐以来，诗坛不乏艺术盲瞽，这些人并不理解伟大的李杜，确有一些深重的误解和“谤伤”存在。就此来说，韩愈《调张籍》这首直畅的“讽喻”诗，具有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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