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和诱惑
中唐政坛是令人恐惧的。在白居易七十五年的生涯中，竟然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八位皇帝。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段，是盛唐衰落下来的一个巨变期，朝政紊乱，人事更迭频繁，斗争急遽。这期间最令人生惧的是宦官弄权，这部分特殊人物长时间把持权柄，气焰灼人，竟然上至皇帝下至群臣无不畏惧。即使宪宗这样的“中兴之主”，也落了个被宦官暗害的结局；像元稹、李德裕这样的能臣大吏，也必须讨好宦官，然后才可一展抱负。朝臣们如果开罪了宦官，轻则被贬出朝廷，重则有性命之忧。比如辅助宪宗平定藩镇、实现“元和中兴”的一代名相裴度，耿介刚正，几次征战平叛功勋卓著，被封为晋国公，最后还是要选择远离朝廷，以避灾扰。宫廷杀戮之惨烈，整个唐代历史上少有可比。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甘露之变”中，四位宰相和众多官员竟然同时被宦官处死，其家人惨遭灭门，被诛杀者多达千人，可谓千古奇冤。这个时期的一国之君至为可怜，《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文宗与大臣周墀的一段对话，文宗皇帝说“今朕受制于家奴”，然后便泣不成声，泪湿衣襟，周墀更是哭伏在地。
由宦官把持朝政的政治格局，其荒谬混乱、黑暗血腥的程度，可想而知。一个从政者如果不能极其谨慎地规避，杀身之祸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处于这样的时势之下，正直官吏基本上没有出路。如果从这个特定的政治环境去理解白居易一生经历，他的个人选择、谨小慎微、越来越趋向佛道以求解脱的行为，好像也就大可理解了。
不过，让我们稍稍不解的是，为什么同处于这个时代之下的韩愈等人，在选择上会有如此差异？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复杂的话题：既是生命的差异，又是命运的差异。先天血脉不同，心志不同，气概不同，胸襟不同，所为也就不同。有的人心里明白，但难有作为，空余悲叹，哀切惋伤；有的人铤而走险，在锋刃上滚过，即便遍体鳞伤，也终归不悔。或恐惧战栗，呻吟退让；或勇往直前，无所畏惧。这一切都是历史上绝不罕见的现象。
与其他官场人物一样，白居易在沮丧之时是那么钦敬和怀念陶渊明：“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访陶公旧宅并序》）但他最终也没有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物。除了自小确立的家国情怀在鼓励他，也还有体制的诱惑。这种出与入的矛盾在许多封建官吏那里都是无法消除的，这使他们一生充满曲折，充满痛苦。“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许多人将此言视为至理，却不知一味合于时，一味合于事，还会留下什么“书史”？何为合为时？何为合为事？是顺从的工具性和目的性，还是缘时事而发？此“发”为各种方向，各种可能，是一种更宽广的含纳。如果对此有稍微狭隘的理解，都会对为文者造成最大损害。
体制带来的声望和享受是无可取代的，正像伴随的痛苦是不可取代的一样。人性毕竟是软弱的，操持大宅安居，怡情养身，林园傲逸，坐享富贵，被簇拥，被尊崇，这些都难以割舍。白居易在长安和洛阳置办的宅第都是相当讲究的，物质条件让他非常满足。一个官吏在体制内某个设定的位置上所享用的一切，会具有不间断的麻痹和腐蚀的作用，最后会让其觉得这现状、这存在，所有的享用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也就心安理得。实际上这是一种封建体制下的罪恶收买，它的腐蚀性使人麻木、败坏，能够觉悟以至于深深不安者，只是其中的极少数优秀人物。即便如此，那种不安和觉悟也具有暂时性和阶段性，生活惯性会拖拽肉身迁延下去。
恐惧和诱惑是连在一体的，是事物的一体两面：恐惧愈大，诱惑愈大。在回避前者的过程中，所有收获都显得愈加难得，于是也就紧追不舍。追逐或疏离似乎容易选择，但是恐惧中的诱惑却难以抵御。这里既是人性问题，又是极其险恶的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一个独有现象。这时候的人生慌不择路，失去了从容思考判断以及择取的可能。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岁月里，最不堪的施舍往往是猝不及防地发生的，除了那种极个别的敏捷睿智的勇者会迅速做出拒绝之外，大多数人没有思忖和判断的余力。软弱的身体让他们接受下来，因为它的存在是第一位的，没有它，希望、理想和执着追求等所有属于精神范畴的东西，也将失去寓所。而寓所是一个物质性的顽固存在，对它的需求摆在所有的生命面前。躯体是精神的寓所，而生存所需的物质性的寓所，对于身体而言，就变得非常现实和重要。
白居易任职中书舍人时期，曾经在长安新昌坊买房，罢杭州刺史后归洛阳又再次买房：“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旧唐书·白居易传》）“洛中有小宅，渭上有别墅。”（《自咏五首·五》）“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池上篇》）“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乃至僮仆间，皆无冻馁色。行行弄云水，步步近乡国。妻子在我前，琴书在我侧。此外吾不知，于焉心自得。”（《自余杭归宿淮口作》）可见白居易的生存环境如何，心情又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之下，他即可以“吾不知”“心自得”了。作为一个人，他暗自庆幸的同时，也引起了后人的悲悯。
我们以何人为参照、以何种境界为标尺，才会有这般怜悯和痛楚？我们个人又会有多少警诫之心？这些都很难轻率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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