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之别
李商隐一生作了太多的四六文。他代人所作的骈体文很多，表、祝、状、启、碑、牒、书、序等，涉及一大批人物事记，其中祭文和表各有三十篇左右，状一百多篇，启五十多篇，牒铭四十多篇，序、箴、传、祝文、杂记、黄箓斋文等近百篇。他的骈文最终比起启蒙老师，即大恩人令狐楚还要技高一筹。古人对李商隐的骈文评价甚高，如清代袁枚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说：“今人不足取，于古人偶之者，玉溪生而止耳。”清代永瑢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李商隐：“骈偶之文，婉约雅饬，于唐人为别格。”国学大师汪辟疆先生曾指出：“樊南四六乃为唐宋文体转变中一大关键。”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甚至说：“四六文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作品予以保存的话，李商隐的四六文是惟一值得保存的。”这些判断都不失大格。
唐代文章最有名的当是韩愈，也最有价值。但是要言及当时通行的公文应用，即骈体文，就不能不谈及令狐楚和李商隐。就文章的形势走向、就内容及文学表达力，骈体文正在遭到扬弃，古文运动正在开始，即将大放光彩。而我们知道“唐宋八大家”才是最后的赢家，即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为首的文章大家，在文学史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这条变易之路还稍稍漫长，就现实使用来说，就其功能运用而言，成熟于南北朝的骈体文仍然非常重要，当然不乏精彩华章。“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北朝·庾信《哀江南赋序》）“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南朝梁·陶弘景《答谢中书书》）“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唐·王勃《滕王阁序》）“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唐·骆宾王《讨武曌檄》）这些佳句，这些文章，朗朗上口，铿锵有力，辞采茂盛。而且骈体文自诞生到成熟这个过程中，对于文学及思想的表达和发展，建有不灭之功。至于它后来走向了形式主义，变得愈加畸形，则是另一回事。
李商隐的文章不可轻忽，一是数量大，二是对其诗作大有影响。可以说，不通读李文，即难以深入领略其诗之妙，并对这些诗的源路缺少进一步的认识。再就是，他的文章又分为两种，一是奉命之公文与代拟文字，二是自抒胸臆的个人之文。后一种文与其诗当有相似的价值，都属于心灵与情感的自我表达。比如说他的一些哀诔篇、一些书启、一些私人通曲信函，都属于这类文字。“孤寇行静，万方率同。将荡海腾区，夷山拓宇。高待泥金之礼，雄专瘗玉之辞。烟阁传形，革车就国。尽人臣之极分，焕今古之高名。”（《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这篇代拟之作是替夔州刺史李贻孙写给宰相李德裕的进言，措辞恳切而且很有气势，可以说情文并茂，乃属美文。“去年远从桂海，来返玉京，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隘佣蜗舍，危托燕巢。春畹将游，则蕙兰绝径；秋庭欲扫，则霜露沾衣。”（《上尚书范阳公启》）这属于私函，更为款曲相通，情挚言切，意境幽远。
他的多数文章就使用上看是外向的，而诗则是内向的。大部分文章为了生活和工作之需，而大部分诗则用以安抚自己的内心。一种客观性强，一种主观性强，二者不可混淆，也不可决然割断联系。它们在形式上的互助，比精神上的互援和联系更大，这也许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李商隐诗之回环曲折，声域与音节，更有辞章之华丽，通篇的均衡美，都让人想到了他最得手的骈体文。“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当句有对》）“日射纱窗风撼扉，香罗拭手春事违。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日射》）“不辞
妒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昨夜》）“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归去横塘晓，华星送宝鞍。”（《无题四首·三》）等等。这些神采多少都会让人联想到那些精美华丽的骈体文。他的许多优秀诗章的自娱性很强，这在很多时候只是倾诉和自遣，而并非有人认为的那样，是用于实事实记。如果它们强化的是记事功能，那就不会如此晶莹曼妙。诗心回响，我们倾听即可。总之作为读者，要跳脱一点看诗文，不能俯就字词而论，不能过分地解读。比如有一些诗中的牢骚，还有所谓的社会性、反抗性，也往往在后人的解读中被夸大了。这些不平之作大多是说过即过，是自语，既反映了诗人的内心，也是正常之见，在独见和特别之处，诸多方面并未超越同时期的诗人。他的诗的真正价值、不可替代之价值，仍然是以无题诗为代表的那些朦胧精妙之章。
他的那些记叙事件、抗辩与谴责的诗章，比如对时政的议论，对“甘露之变”的恐与愤，对边塞安定之虑，对藩镇割据之忧，这一切的反应和表述，在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比如韩愈、白居易、杜牧等人那里，也都有过；在深度与见解方面，也多有相似，作为个人的独特性虽有，但还不足以让人为之一震。而诡异之处在于，恰是李商隐的这类诗作在文学史中、在后人的评说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叹赏有加，阐发意义，不倦不休。这些所谓“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在审美过程中被人为地强化了某种功能，而不属于综合赏悟和概括评析，也就出现了偏颇。这一部分诗作与他的文章更为相近。而他的那些无题诗，那些困扰、同时也激越了无数人的朦胧诗，即另一些组成部分，却使他更开阔更复杂。
记事和抒愤增加了李商隐诗文的宽度和体量，却难以成为他独一无二的标志。这是我们总揽他的诗与文的时候，需要特别强调和认知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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