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二十三讲
·从《长恨歌》到《卖炭翁》
白居易作为唐代最高产的诗人，其创作宛若一条斑驳陆离的宽阔河流，一路携带大量泥沙，漫流而去。就风格而言可谓丰富之极，从瑰丽多姿的情爱诗到激愤揭露的“讽喻诗”，再到一些妙趣纵横的“闲适诗”、随意挥洒的“杂律诗”，应有尽有。他的创作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经常表现出多极的特征。比如许多人熟悉的《长恨歌》和《卖炭翁》，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审美差异，其开敞的距离之间即可以有无限涵纳，有各种各样的生长。就审美来说，它也带来了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白居易是一位多元混合、充满矛盾的诗人。就诗之路向与为诗理念上看，他的创作实践跨越之大，常常是超出想象的。
白居易身上呈现的“多面性”和“冲突性”，在古代诗人中的确是少见的。一般来说，一个诗人的创作如果具备两三个侧面，对于学术分析与归纳就已经有些困难了，通常会被现代文评者称之为“棱象”，即“多棱现象”。白居易不仅“多棱”，而且许多时候还显得模棱两可。他可以在某一个平面上相当固定和稳妥地滑行、繁衍和扩展，又能够出人意料地突然转向另一个方向，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方向。这种路径的突兀转折可能是外部表象，但其内在的“阡陌小路”，即一种网络式的回环和联结是肯定存在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深入文本内部，做出仔细的寻索。
在距离白居易创作实践稍微远一点的时空中遥望，既可能因超脱而清晰，也更有可能进一步感到费解。因为离开具体的历史时段，便会失去各种鲜活的参照，许多东西也因此变得茫然和陌生。当我们从头梳理这些数量巨大、风格迥异、大致通俗明朗的文字时，又会因某种浑浊和凌乱、因其品质上的参差不齐，而多少觉得无从着手。
对白居易的评价，从过去到现在都存有许多争执。他不像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一些共识。比如在衡定他的诗歌艺术的审美价值方面，就存在许多极端的见解。权衡他的总体价值是一回事，选取与衡量具体作品又是一回事。由于后人的美学观念、社会立场以及时代风气转换的影响等因素，即造成了对白居易这样复杂的诗人把握上的困难。
诗人在他的重要文论《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他个人最重视的是第一种即“讽喻诗”：“美刺兴比”，“意激而言质”，抒发“兼济之志”，具有最大的价值。其次是“闲适诗”，所谓“知足保和，吟玩性情”，“思澹而辞迂”，寄寓了“独善之义”，符合儒家的“独善其身”，所以也有一定的价值。就第一种“讽喻诗”来讲，他认为是继承了自《诗经》和汉乐府以来的诗歌传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属于所谓“正声”。第二种“闲适诗”也还好，因为这是他努力完善自己的“心声”。从“正声”到“心声”，自然皆有价值。而《长恨歌》按照他个人的梳理，应该是“感伤诗”，近似“杂律诗”，产生的原因是“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他个人认知如此明确，认为将来别人汇编他的诗集时，如何选择非常简单：“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即可以割舍得到广泛传颂的《长恨歌》等，因为它属于“伤感诗”。
一直令他苦恼的是：“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这多少有点出人预料：广泛传诵之作反而被他个人所轻视。按照诗人自己的解释，那些被“一时一物”所吸引所打动而产生的作品，连“闲适”的产物都不算，因为它们不具备“独善之义”，所以是最次一等的。在这里，诗人将文学视为工具的观念，已经达到了极致。这显然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试想一下，如果连《长恨歌》一类代表作都要删除，诗人的作品还会剩下什么？
诗人自己这样认为当然自有缘由，后面我们会具体分析。这里只说他的作品色调风格及书写内容之繁复性、冲突性、多解性，实在令人产生惊异之感。一个写出大量揭露时弊与黑暗、笔风极为直接的诗人，居然能够写出那么委婉哀怨动人心魄的文字，幻妙唯美，令人心旷神怡。“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花非花》）“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长相思二首·一》）还有许多人们脱口可出的如“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等。同样的一支笔，他竟然还写出了“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新乐府·卖炭翁》）、“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新乐府·红线毯》）、“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新乐府·杜陵叟》），这似乎不像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从唯美描述到讽喻揭露，从缥缈的幽怀到犀利的直斥，其间差异当然太大。
诗人必须具有心灵上的开阔地带，才会有繁茂的、出人意料的各种各样的生长。地大而物博，先要“地大”，而后才有一望无际的生命繁衍，有风吹草低的广袤原野，有丛林交织的叠翠茂长，也才有无尽的发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评价白居易，总是更多地引用他的那些“新乐府”诗，直畅、尖锐、裸露的揭示和表述，被定义成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好像作为诗人的白居易，其诗歌的主要价值无非如此。大量教科书和各种各样的古诗选本，都会将这部分诗歌作为重要篇目加以罗列与援引，只有涉及诗人创作风格的丰富性与综合评述的时候，才会提到他的一些“闲适诗”和“杂律诗”，它们是作为诗人艺术主体之外的连缀而存在的。然而奇怪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津津乐道、吟诵于口的白诗，又恰恰是一些“闲适诗”与“杂律诗”。这是由于后人迷于文辞、耽于玩赏，还是其他原因，也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看取一种艺术，旨在其单纯或着重地体现了社会与道德的意义，那么这种取向未免太直接和太简单了。这种文字，作为诗人或许并不难为，这其中当然要依赖道德的力量，即正义的力量；怜悯困惑，悲凄不安，责任与入世，儒生的家国情怀等，不仅在古代读书人那里如此，即便是后来的诗评者，一定要强调的也仍然是这些内容。但这一切应该是优秀诗人的前提，是底色，是基础，而不能是全部。
艺术源于生命，它应该更丰腴。艺术呈现要具有强烈的诗性，折损诗性而做他谋，未必不是一种损失。所以我们今天还需要从不同的维度去打量多产的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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