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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非诗

·诗与非诗

韩愈的诗被争执者纠缠不已的,就是其大量诗作过于明朗和直接,理性过于发达,论说滔滔以至于不可抑止,让人迷惑,莫衷一是。文章的一些功用与特点,在他这里尽可以用于诗章中,而且展现充分,常常不加节制。这种痛快自由的手笔,让一些形式上越来越严格和周密的中晚唐诗人惊呼起来:诗怎么可以这样写?这种惊呼之声同样使我们想起了英国的艾略特,这个现代主义诗章的开拓者把诸多散文化的元素全部纳入,大大地拓宽了自由诗的边界。他的实践,使西方现代诗的领域更开阔也更自由了。反观韩愈,他对唐诗的贡献也是如此,他少写律诗,擅长古风,不受拘束,笔势多端。长期以来对于诗律的持守、雕琢、形式感,在他这里几乎全无顾忌。一种超越原有经验的生猛和悍气,在他的笔下成为不可遏止的惯性。律诗的篱笆被一再踏破,像李白那样自由驰骋的精神重新回归。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调张籍》)这首诗写得有趣极了,流传甚远,有些诗句惊世骇俗,似有轻狂,实为言之有物,深深地道出他个人的文学与美学主张。

有人一直坚持的诗与非诗的原则,今天看有一部分是过于老旧了。还诗以自由,这是它最大和最高的原则。韩诗给人的快感,就来自自由不羁的灵魂,这一点他尤其钦佩盛唐时期的李白,所以当时有人抑李扬杜,就引起了韩愈的不屑之叹。他的《调张籍》之所以流传广泛,就因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里不尽是意气之争,当有深刻的知与爱做了立论的基础。“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屈原《离骚》二十五,不肯啜糟与醨。惜哉此子巧言语,不到圣处宁非痴。”(《感春四首·二》)他多么推崇屈原、李白和杜甫,赞叹李杜“烂漫长醉多文辞”,感慨屈子不从流俗的高洁情怀。这其中所包含的诗学原则,确实不是一般凡俗之人所能理解的。

诗史上的一些特异之才、一些所谓的大浪漫主义者,其天资与生命品质的绝大部分,不可能仅仅依赖刻苦学习可以完成。至于韩愈,他身上的这些元素也是显性的。他那李白式的纵才任性和奇思异想,孤注一掷的勇气,独往独来和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孟浪气概,其实正是一个优秀的天才诗人才能具备。诗与非诗的界限与指标,不太适用于这一类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按常理出牌。

把一个时期的诗从形式主义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还其生气和锐气,实在是功莫大焉。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认为:“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韩之豪也。”(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可见懂韩诗者,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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