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林内外
白居易三十四岁那年，校书郎任期届满，决定参加吏部制举考试。为了应考，他与最好的朋友元稹一起居于安静之地，认真思考治世为政之道，写出了一生极为重要的多达七十五篇的《策林》。这是他的“正儒”之论，也是前半生一直实践的从政观。“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切不可“抑天下心以奉一人之心，咈百姓以从一人之欲。”（《策林一》）“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策林二》）“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天地不能顿为寒暑，必渐于春秋；人君不能顿为兴亡，必渐于善恶。善不积，不能勃焉而兴；恶不积，不能忽焉而亡。”（《策林·辨兴亡之由》）这是儒家传统的气概和理路，既清晰端庄又言之凿凿。可见当年他与元稹是何等意气风发，有大志，未挫折，设计了一整套儒家治世之方。
这些方略的可贵之处，在于贯彻了儒家的本源与正念，其中最主要的是“贵民”思想。而被历代封建专制集团阉割过的“儒学”，几经抽剥改造，只剩下了一套刻板的忠君训诫，成为辖制人民的腐败之章，最终成为“伪儒”。白居易遵循的是儒家原典。
在“策林”时期，白居易是有拒佛远道思想的，如他谈到佛时，有过“区区西方之教，与天子抗衡”这样的话，表示了不屑和不从。可见他前后的姿态与立场差异是很大的。虽然他对释教的义理还是肯定的，认为可以与儒家思想相融，认为“先王之道”足以包容佛道，而且僧徒寺庙太多，大费劳力土木，不利于生产建设。“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臣窃思之，晋宋齐梁以来，天下凋敝，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焉。”（《策林·六十七议释教》）这当然属于远佛的理由。韩愈则从精神文化与社会人生的高度加以批判，他们是不同的。但无论如何，早期的白居易对佛道还是保持警醒的。
不过白居易也有些呆板的愚忠思想，如在《汉将李陵论》一文中，闭口不谈汉武帝诛杀李陵全家老少之残忍，却指责司马迁和班固在记述时对李陵不予谴责。就此看，白居易的“正儒”思想是不彻底的，实际上抽离了“仁”的核心。在那种情势之下，值得李陵为一个全无人性和人道的君王舍弃性命吗？“君为轻”，这在封建统治者那里就是大逆不道，对此白居易是认同的，同样以君为“重”。
除了政论文章，白居易还有一些散文游记写得很好，如《庐山草堂记》《江州司马厅记》《养竹记》《冷泉亭记》《刘白唱和集解》等，这与后来的苏东坡文才颇为接近。但总的来说白居易的文章不可与诗相比，且逊色很多，远不及同时期的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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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五诗人 - 目录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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