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无力
后来人将李商隐的一些诗过分解读，将多首爱情诗也看成了隐喻诗，即向宰相令狐绹陈情所用。而以名篇《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争执最多：一方认为确凿无疑是写与令狐绹的，“此诗似邂逅有力者，望其援引入朝，故不便明言，而属之无题也。”（清·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而另一方则认为是明白无误的爱情诗，认为只有异性之爱才有如此执着的心念。“镂心刻骨之词。千秋情语，无出其右。”（清·梅成栋《精选七律耐吟集》）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如果硬解且一定要究出缘由，也只有问诗人自己了。不过正因为这多解，这猜测，一时难定，才有另一种魅力在，即它的朦胧美。“一息尚存，志不少懈，可以言情，可以喻道。”（清·孙洙《唐诗三百首》）说得真好，在这里，清代的这位高论者，将言情和喻道做统一观，其根源在于“志不少懈”。
清代周咏棠的《唐贤小三昧集续集》认为：“玉溪《无题》诸作，深情丽藻，千古无双，读之但觉魂摇心死，亦不能明言其所以佳也。”这里将其朦胧美上升到很高的审美层次，言明其高妙的效果皆出于此。其实诗中所表达的心念，绝不仅限于异性。像同性之间的少年深谊，亲如兄弟的手足之情，在不被理解或深受误解怨怒之时，特别是一方处于能够决定自己人生荣辱之高位时，完全可以想象另一方内心的痛苦和纠缠会怎样执着。这是官场加情感的双重委屈。这样理解贬低了诗人吗？大概没有。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什么？是时势？是诗人的所有努力？不知道。我们宁可认为是时势。因为没有什么比时势再强大的力量了。诗人自己知道，正像百花知道一样。“时势”即“形势”，是一定要强过个人的，在诗人来说，当时的李党大势已去，而令狐绹作为宰相，也算牛党中最牛的一个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曾经与自己青少为伴，一起学习，一起嬉耍，而今却好似相隔万重关山。曾几何时他们还相互倾吐心曲，如李商隐年轻时所写《令狐八拾遗绹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一诗的尾联，借用司马相如有消渴疾，在临邛与新寡的卓文君结为夫妻，比喻自己求偶之意，希望令狐绹关心过问一下自己的婚事：“嗟予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还在《别令狐拾遗书》中诉苦说：“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离。”这是怎样一种情状、怎样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而现在则小心翼翼，想见一面都难。“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一》）“柔情终不远，遥妒已先深。”（《独居有怀》）“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风雨》）“山驿荒凉白竹扉，残灯向晓梦清晖。右银台路雪三尺，凤诏裁成当直归。”（《梦令狐学士》）少年友伴近在咫尺，却远似天涯，只能于梦中得见，梦醒后唯有荒凉山驿中的残灯相伴，而梦中之人此时正手裁凤诏于华贵显赫的翰林院，真是情何以堪！这些文字与屈原《离骚》“托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南宋·朱熹《楚辞集注》），其情愫及手法何等相似，不由人不去联想，相作援引和比拟。
诗人年轻时曾经就时势对令狐绹发表过一通深沉的愤激之语：“今日赤肝脑相怜，明日众相唾辱，皆自其时之与势耳。时之不在，势之移去，虽百仁义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顾矣，岂不顾已而又唾之，足下果谓市道何如哉！”（《别令狐拾遗书》）违背时势，只听从自己的内心，这往往是非常杰出的人物才能做出的事情。而令狐绹并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如果是这样的一位人物，我们钟爱的诗人也就完全不是这样凄凉的结局了。令狐绹是一般的或有为的官场人物，其判断力与价值标准只是“正常”而已。况且他们二人离得太近，李商隐从少年时期就与之一起，彼此太过了解。太亲近的人反而会淡漠对方，也许并不认为李商隐有多杰出，更不要说伟大了。他或者因此而产生出一些极端化的情感：极端厌恶或极端喜赏。时势即“东风”，生不逢时，大环境如此，一切也就没有办法了。通常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所以才有李商隐的“百花残”之叹。
如果将此作品看成一首纯粹的爱情诗，无关乎政治人事又会怎样？那也可作同样推理。谈情说爱，其中有多少纯洁到不顾时势者？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的痴情之人。那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诗人之爱，让其有“蚕死”“烛尽”之悲？这已经是生命之憾，而不是什么浅浅惋叹，更不是人们说了无数次的“伤感”。因为这里面有生命的重量，是真正的人生苦难，而不是伤情的吁叹。就这些诗文的公案，离之较近的文字是《旧唐书·李商隐传》，其中记录：“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新唐书·李商隐传》也说：“绹当国，商隐归，穷自解，绹憾不置。”相对应的，是诗人类似的诗句：“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九日》）诗人想到自己年轻时曾经陪伴令狐楚把酒赏菊，受其知遇之恩，而今令狐绹却不能像其父那样延揽人才，感慨之余写下这首悲凉之诗。过去与现在两相对比，映衬之下，凄楚之感，有情有讽有怨有悲。
如果重新回到令狐绹与诗人的关系上来，那么事情就格外严重了。同性之谊，如此接近于两性之怨，以至于引起了千年误读，难道这不是人生的大悲剧？如此之悲，仅洒一把同情泪，显然是不够的。
说到时势，也就是“东风”，有两个重要元素不可不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一是维系令狐绹和诗人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失去了，即老宰相令狐楚的去世。失去这样一个至为重要的关联和基础，剩下的就是党争之下所谓的人事归属问题。其二就是此时李党首领宰相李德裕已被唐宣宗远贬海南崖州，李商隐深陷姻亲关系的党派处于下风，而且绵延时间很长。这两大元素决定了李商隐悲苦的命运。如果事情能反过来，比如这个时期是李党得势朝野显赫，而李商隐又是意气风发，稍得振作，那么他如此接近昔日挚友令狐绹，大概又是另一番情致另一种结果了。这个时期就是东风劲吹了。
违背节令，一切皆不可言说，这就是人们常常叹息的“大势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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