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情别爱之隔
我们读到一些异常优美奇异，或深思别见的作家，如李商隐等，对这些文学巨擘叹为观止，常有一种不可思议之惑。这种常人难以企及之高之奇之险之美，其实是一种生命孤高的现象。因为众生就像海洋，苍茫中包含了各种可能，不可言喻之个案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不能依赖平常思维路径去接近和破解，也不能以平均值的标准去加以度量。所以我们需要换一种角度和方法，以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特别是面对其精神活动时，就必须如此。“义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学者皆宜寻味。”（清·宋荦《漫堂说诗》）这里的“幽邃”二字，要给予真正的理解颇不容易。邃之深远精密，幽之深微曲折、偏僻昏暗，是不可言喻的别致幽思，是极为独到的个人空间。深邃由此而成，也就必然带来一些奇险，带来探索上的困窘和不可能。正如宋代文人良相王安石所言：“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游褒禅山记》）这不是一般足迹所能踏到之处，也不是一般眼睛所能够识别的景物。那种自然造成的险峻阻隔和烟瘴迷惑无所不在，所以这些美景只能属于一些特殊的寻觅者。
一个人的先天既已确定，有些东西便难以改变；尽管每个人都要接受后天的培育，但由于这个过程极其复杂，所以也就难以预测。所有的知识都需要与生命的基础发生对接，使先天与后天合而为一。就此看，分析个案是困难的，这将变得千头万绪，既找不到起端，也看不到终点。但越是如此，也就越是需要探究，因为只有这种纵横交织的寻索，才有可能逐步接近事物的真相。李商隐对自己曾经有过阶段性的总结：“时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逾于一纪，旅宦过于十年。恩旧雕零，路歧凄怆。”（《上尚书范阳公启》）他感叹自己命运不济，成名已经超过十二年，宦游也超出十年，旧友相知凋零四散，前途却依然难测，不免凄怆彷徨。而他的主要诗章就产生在旅宦的歧路之上、凄怆之下。后代评价李商隐的诗作“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清·吴乔《围炉诗话》）
我们注目李商隐命运之坎坷、事业之曲折，特别是诗文的特异奇绝，综合所有这些已成事实的客观存在，就要从他的出生、就学、经历，从无数事件中找出因果关系。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似乎圆通起来了，有时候又那样文不对题。好像他的一切遭遇都在帮助他，同时又在损伤他，总是得失并存。关于命运的逻辑分析，最后常常是一笔糊涂账，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承认它最终难解。
我们唯一能够达成共识者，即他最终成为一个特异的生命；也正因为这特异，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人生遭逢。这二者之间互为因果，也算对等。总的来说，他与任何一个极大地平均化、概念化的社会模型，都是格格不入的，相互难以匹配。那种“平均化”与“概念化”，是指一个时期人与社会的综合结果，是一种通常面貌，如认识能力、道德标准、情感类型、表达方式等一切，并非某一个方向或方面。而李商隐是人类文明进程中走得极远极深的那一小部分，对这一小部分而言，整个社会群体还不是这样，他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太大。“某始在弱龄，志惟绝俗，每北窗风至，东皋暮归。彭泽无弦，不从繁手；汉阴抱瓮，宁取机心。岩桂长寒，岭云镇在。誓将适此，实欲终焉。”（《上李尚书状》）如此流露多么准确，实际情形也真的如此。我们会发现诗人从小向往陶渊明的节操风骨，倾慕汉阴丈人的淳朴厚道，以媚俗和机心为耻。尚在“弱龄”便心志绝俗，一生注定会是绝俗之路。我们可以笼统一点说，李商隐太文明，而社会太野蛮；李商隐太精致，而社会太简陋；李商隐太个性，而社会太笼统；李商隐太多情，而社会太淡漠；李商隐太细腻，而社会太粗疏。如此对比下去，还会有很多差异，可以排成一个长列。
一个人向往文明并接受长期的后天教育，从很早就开始寻找一些人生的大榜样，结果却是一言难尽的。社会现实与这些积累下来的文明规则，有相当一部分是抵触和对立的。但即便如此，理性和理想主义者并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坚持，于是悲剧就会或早或晚地发生。这其中有很大一批所谓聪明人，或从一开始就将文明的培育当成了工具和手段，只装入个人的工具箱中备用，而绝不受其制约和影响。说到底这也是由一个人的先天生命的性质不同而决定，说到底生命的诗性、纯粹性，并不是学得的，因为学习仅仅是起到巩固和诱发的作用。
读李商隐之诗，特别是那些无题诗，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何等唯美和深情之人，何等缠绵和内向之人。与这样一个人日常交往起来，或者感到特别多趣味和多魅力，或者有些难以沟通。作为一般的生命，会与之多少产生一些隔膜。这里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而只是因为我们面对了一个太过优异、太过特别的生命类型。这个人太能爱了，太专注了，有时候也太敏感太细腻了，以至于让大家受不了。“天地之灾变尽解矣，人事之兴废尽究矣，皇王之道尽识矣，圣贤之文尽知矣，而又下及虫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以上莫不开会，此其可以当博学宏辞者邪？恐犹未也。设他日或朝廷或持权衡大臣宰相，问一事，诘一物，小若毛甲，而时脱有尽不能知者，则号博学宏辞者当其罪矣。”（《与陶进士书》）在这里，诗人仿佛对一切人情物理了如指掌，洞幽烛微，但知与行却并非同一回事。有时候突破心障与性格，如同穿凿铜墙铁壁。对李商隐这样的奇异之才，他忍受不了，也做不到。唐朝受不了他，所以李商隐在唐朝不得志；今天也受不了他，所以他在今天遭误解。“唐至太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厄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计莫若瑶台璚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者可无罪，而闻之者足以动。”（清·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这里所言极是，道出了其因、其命、其诗文之奥秘。
有人会将成功者称许为“英雄”。但许多时候是不能那样论断人生价值的。世俗的成功与其他方面的成功，绝非一个标准。比如我们可以问：李商隐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这是一个千古妙人，他怎么会是失败者？可是从另一些方面看，他又真是倒霉透了。他与一般的光鲜人生有些“隔”，与追名逐利的官场“隔”，与许多物事都“隔”。
这就对了，他是一个独特无双的人，一时还难以与泛泛事物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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