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清醒中的累与苦
一个智者与时代的关系是复杂难言的。白居易一生大致给人平易流畅、随遇而安的感觉，活得时间也足够长，特别是晚年，追求的“知足保和”之境也基本上达到了。在人生非常重要的晚境，他不断得到朝廷的惠顾，照拂有加，居高位而得清闲，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美事。但这只是大体的印象，真实的心境和处境，特别是精神方面的情状，可能还要复杂一些。
这需要我们面对关于他的一些文字记录，尤其需要直面诗人留下的“文本”。他在晚年一直保持了清醒的状态，既没有犯下世俗的糊涂，也没有招来祸患，没有失节之举，可以说有自尊有安逸，太平度过。这段晚年生活应该从他五十八岁移居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时期算起。从此他虽有短期的实任如河南尹等，总体上还是超脱于政治经济中心的。这期间有过其他任命，都被他以各种理由婉拒了。这使他得以留在洛阳，享用来之不易的“安居之易”。
“韩退之多悲，诗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言饮酒者九百首。”(宋·方勺《泊宅编》)在这里，后人对比了他和韩愈之间的不同，说得很直接，以量化之法，来说明深刻的问题，且未有多少偏离。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白居易最终没有陷入剧烈的牛李党争，没有被嚣嚣宦官集团所害，即幸亏身在洛阳，能够隔岸观火。“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独游香山寺》）“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咏史九年十一月作》这两首诗是他关于“甘露之变”留下的文字记录，大有庆幸和自省的意味。这场宫廷祸事在白居易心中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精细之人也难以真糊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笑面哭心”。可以想象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险，精明和清醒是必须的，结果也只能是累和苦。没有办法，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唐，那是一片杀伐急遽的丛林。他不能是猎者，又不能被猎；不能害人，不能损己，又不能彻底隐去；不能舍下身体的安危，不能扔掉俸禄，而只能以“心累”免除“身累”。
“一曲悲歌酒一樽，同年零落几人存。世如阅水应堪叹，名是浮云岂足论。”（《同王十七庶子李六员外郑二侍御同年四人游龙门有感而作》）“莫隐深山去，君应到自嫌。齿伤朝水冷，貌苦夜霜严。渔去风生浦，樵归雪满岩。不如来饮酒，相对醉厌厌。”（《劝酒十四首·八》）这样一种心境，掩去的当然是不安和痛苦。除了用饮酒来麻醉自己，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赖有杯中神圣物，百忧无奈十分何？”（《久雨闲闷对酒偶吟》）
从古到今，杯中物的麻醉作用一直未变，不同的是麻醉的频率和时间。深深地沉入此物，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可以想到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中既能不为司马氏所用，又不被其害而得以保全者，有阮籍和刘伶，皆是“嗜酒佯狂”。醉酒成为魏晋名士最好的避祸方式。我们还会想到东晋的陶渊明，“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责子》），也深深地依赖醉洒。还有“长安市上酒家眠”（杜甫《饮中八仙歌》）的李白，酒量不大一饮即醉的苏东坡，以至于女词家李清照，都是经常以此物来排遣闲愁和家国之思。这些人更多的时候当然是求得痛苦的消散和遗忘，是摆脱清醒，进入另一个境界，让灵魂松弛，得以狂舞和放纵。
一般人都害怕“身累”，为了免除甚至要忍辱负重。这多少可以理解。封建专制之严酷辖制，制造了多少官场的畸形。在类似中晚唐这样的大险之期，要保存自己的躯体是很难的，更不要说保持自己的尊严了。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