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清寂之境
“清寂”是王维诗境的显著标识。此为内容，更为风格和神韵，三者缺一不可。当然并非所有作品全是如此，我们通常只论其代表作、成熟期的主要作品。也许这种“清寂”的风格气质在早期作品中较淡，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展露。在他积极进取的青春时节，传统儒家少年青年的形象中，仍然有不同于他人的元素。比如他出使河西，沿途写下许多以雄健著称的边塞诗，与盛唐李颀、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的作品即大异其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安静寂寥壮美，如东坡所说“诗中有画”。这种雄浑感受不是源于主观冲荡之气，而更多是极冷静的客观描摹。创造主体的那种能量，大致是隐藏起来的。有人说他“诗亦太澹”（清·黄培芳《唐贤三昧集笺注》）。所以看他早期或后来某些区别于清寂之作时，需要做细致的分析。
王维许多具体或强烈地展现社会内容的诗作，也大抵有这种客观冷静的性质，这与李白、杜甫、韩愈、杜牧等人区别很大。这种风格源于生命品质，也有信仰影响导致的因素。在王维这里，外在之物，无论是风物还是生活细节，比一般视角要独立和超然许多。这种特征发展到后来，就更加走到了极端。到了辋川时期，已经表现出不可逆转的大势。“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辋川集·斤竹岭》）“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歌《式微》。”（《渭川田家》）
诗人在诗文中将自己、将个体减弱到最小，殊为不易。由此可见“平淡”需要一种极端之力，有时候可以是深入和博大之后的简约，也可以是其他。浅浅一层为表，如果要反映根本之简约，却需要质的改变，这才是最难的。王维的诗有一部分杰作，确为深入之后的“浅淡”。“浅淡”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内质，其中蕴含了无数消化：消化了激越，消化了不平。可以说，这是消化了复杂的社会和人生内容之后的一种距离感与压缩性。其浅淡的表面，一经抚摸就会感知内在的不安的律动，按抚之下，似乎有突突的跳动，这是难以掩饰的。这种无意掩饰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深层的惊惧不安和冲动，这种激越的韵律，才是最终打动我们的原因。比如他的“红豆生南国”，他的“此物最相思”，这种冷静述说不令人怦然心动吗？没有激烈呼叫，没有缠绵倾诉，只是言说“红豆”，指认和比赋，却让人感觉到爱的浓缩，那样一种省略之后的生命厚度。有记忆而不言、有故事而不述的节制与安详，的确非同凡响。
将王维和陶渊明的诗歌做一比较很有意义。陶渊明的作品自然、安静、满足，但主要不是空寂。陶渊明的生活、劳作、兴趣、热情是足够的，如对酒之享用的快乐，这种物质之乐很有感染力。“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一》）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心境和趣味，读之难抑向往。我们似乎闻到了春酒的芬芳、园中蔬的清新，夏风拂面，微雨东来，花木扶疏，众鸟嘤鸣。一处可爱的草庐，为一个劳动者所有，他流下汗水，获得快乐，得以安歇，酌酒啜茗，披览赏读。如此品咂生活，实在有一种吸引力。
王维诗作距离物质较远，是站在一旁的打量和欣赏，也就有了“清寂”之“清”。原来这是清心寡欲之境，是入禅之境。有时候他也打破这个距离，暂时陷入景物之中，但却仍旧是一种忘我无我之境。如《辛夷坞》一诗，状描木兰花于幽谷深涧之中独自绽放与凋谢，“我”之情感淡然静寂，不参与，无热度。读者和作者一起冷静地观赏品味，在无声的落英缤纷中似有所悟，这就叫“清寂”。而陶渊明对于物质、对于风景，享用之时的品咂之声似可听闻，他离不开这种生活的温度，离不开这种黏稠。
生活包含了各种东西，“热情”不是一味让人快慰，有时还是烦恼和痛苦，是变形变相变异的“热情”，是包围人生的一种气氛。人离开了这种气氛，忘掉外物，独有自我，将自己隔离于生活之外，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都是极难的。就像炼丹需要火候，而火候极难掌控。生活是一个大丹炉，它炼出万事万物，炼出了人，炼出了人性。有人恐惧这种冶炼，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冶炼，它们或者是不自觉中发生的。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寻找一个去处，在那里躲避、闲坐，在那里守住自我，这需要一种特别强大的意志力。而这种意志力的实现则需要许多条件，满足了这些条件才可以抵达这种境界。
王维以个体生命的全部能力来构成这些条件，他似乎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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