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茫与浅直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除了诗作，还有大量文章。这当然来自他过人的痴迷和嗜好，正如他自己所说：“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与元九书》）“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十二》）由这些言论可见，这是一个对文字极其痴迷的人，比起现当代某些职业写作者，他似乎更加专注于文墨，专注于阅读。他没有其他爱好，能够独处，阅读和写作，一再开拓精神的世界，一再缩小现实的空间。一间屋、一架书、一张条案、一支笔，即可以成为他的全部。
白居易在世之时不止一次亲手编撰自己的诗集，这在古代文人中好像比较少见。他没有编订自己的文章合集，而古代诗人大多重文轻诗，将诗作为自娱和自言，或者是挚友之间的交流，官场宴游及迎来送往的应酬，有相当的私密性，又是很轻松随意的；而文章是对外的，是送达上听，或言说呼吁，或评判古今得失，或作讨伐檄文，或是为政思想，阐明主张，言说至理，表达治世安邦的理想，所以总是让写作者更为重视。比较起来，诗人白居易更像是一个现代的专业写作者，他的诗心很重，料定自己身后将享有诗名。本来已经获得世间富贵，却自谦说“应无分”。与同时期或历史上声名差不多的诗人相比，他的人生道路还算平顺，基本上有名声有地位，有相对舒适的生活。尽管仕途之上也有坎坷挫折，但相比而言，也算是顺畅的了。
这是一个少见的勤奋者，一个愿意留下笔墨印迹者。他直到七十岁的时候还在整理自己的诗作，编好诗集后，除了家藏一本外，又别录三部分别存放于洛阳圣善寺、庐山东林寺和苏州南禅院，还把回到洛阳以后的诗作编为《洛中集》，藏于香山寺的藏经堂。可见他保存诗作的意愿清晰而强烈。在当年，他存放诗稿的这些地方，应该说保险系数最大，就像今天那些著名的档案馆一样。
他的闲趣多，冲动多，刚烈与委婉交织，有不少人生起伏，所以比起一般人来也就感慨良多。由于巨大的写作量，有人将其比作“海洋”。这里当然指其阔大无边之状，即苍茫的气象。在审美感受的范畴，有时苍茫感也来自芜杂，来自不可尽揽的繁杂，来自难以区分和归类量化的多层次。就这一点来说，白居易确是如此。矛盾性与复杂性往往是一个写作历史久远的作家的基本特征，是必要具备、必有的深度和广度。这往往不是有意为之，不是人生写作的某种设计，而是一条生命长河自然流淌所致。但是稍稍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通读诗人的所有文字之后，既有一种繁杂无尽感，又会有一种简单浅直感。有些诗不仅明白如话，而且毫无诗意，只是顺口而出，合辙押韵，当时属于顺口溜，现在也仍然是轻松的谣曲。这既与他所推崇的“汉乐府”等民间文学的风格有关，也与取直就便、轻松闲适的心态有关。许多时候，他已经放弃辞章工细而走向了一种随意吟哦，这种粗浅与率意不仅存在于白居易等古代诗人的作品中，在其他历史时期，一些大众所熟知的所谓功成名就的诗文创作者，也是如此。这种放松连接着另一种自信和自大，或者是别有心态也未可知。随意点染皆成风景，他们似乎认为自己已达此境界，实际上却也未必。
一个生命的极大趣味性、丰富性，必定连接其生命的本质，即灵魂；脱离了心灵，也就无从点染风景。在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中，一些短小随意的吟唱如此，一些长韵叙事也是如此。“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这不能视作偏激之言，只是说出了一种实情而已。打开白居易全集，好诗不少，但是想要在众多平庸文字中挑选出一些佳句妙境就有点困难了。他不能和同时期的韩愈相比，也无法和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相比，更无法与产量同样巨大的苏东坡相比。
直白通俗的诗行具有传播的优势，所以许多优秀的写作者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是此种选择需要一个前提，即“浅直”只是一种表象、一种形式，其内在蕴含则是深厚的，甚至是纠缠的；也就是说，它根本上还需要是一种独特而偏僻的个人创造。白居易具有非同寻常的艺术功力与卓越才具，他创造的优秀部分就是明证，如《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的杰作，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忆江南》等精美动人、脍炙人口的短章。在总体美学气质上，他具有跃上更高一级的能力和条件，但最后究竟如何，还需要在漫长的研究中去面对和解决。这是复杂之极的美学和诗学问题。
以白居易的聪慧和悟力，对此必有省察。他后来在这个向度上的努力，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只是改弦易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越到后来，越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攀援了。“仆尝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与元九书》）可见白居易对自己诗文的毛病深有察省。他晚年对于刘禹锡委婉含蓄、别出心裁的诗作非常喜爱和羡慕：“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岂唯两家子侄秘藏而已。”（《刘白唱和集解》）白居易晚年对于刘禹锡的诗风多有学习，像《忆江南三首》等就是晚年的佳作，这个时候他已经接近七十岁了。
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李商隐》中，说晚年的白居易特别喜欢李商隐的作品：“时白乐天老退，极喜商隐文章，曰：‘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白死数年，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长，殊鄙钝，温飞卿戏曰：‘以尔为侍郎后身，不亦忝乎？’后更生子，名衮师，聪俊。商隐诗云：‘衮师我娇儿，英秀乃无匹。’此或其后身也？”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给诗人更多的时间，他的诗风或许会有较大的转折和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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