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的魅力

韩愈有一篇散文，得到了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力赞：说唐代没有什么好文章，只有一篇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还打趣说，自己本来也想写一篇类似文字，但想了想还是作罢：就让韩愈独步天下吧。“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宋·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此番趣言当然有调侃和夸张之意，不可过于当真，但那种极端的叹赏还是溢于言表。

文中有“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这样的句子，勾人魂魄，撩人心思，会让任何一个为官之人从心底发出慨叹。这篇奇文之妙，在于它写出了无数奔走于“门下”之人的心绪和矛盾情怀。自古以来，作为一个士人，一个心怀治世之心的儒生，究竟隐还是显，进还是退，从来都是人生之大犹豫。隐逸的魅力永远都不会消逝，只要有社会有体制在，也就有这种诱惑。有时候要摆脱此诱惑是很难的，它一定会在人生的不同环节时时泛起，起伏变化，所以说这些犹豫和矛盾是人生必要处理的部分，无一例外。

韩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从徐州张建封的幕府走出，面临未来道路的再次抉择，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的朋友李愿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在太行山南面“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的盘谷隐居起来。这件事对他构成了刺激，产生了诱惑，令他神往。“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说到隐士，许多人就会想到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之人，特别是一些遁入深山的“岩穴之士”，后者其实更多的应该视为修行者。“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唐·李白《山中问答》）做隐士首先要得到一个最大的利益，就是山水自然之美。而能够享受这种美，就一定要获得一种舒适生活，优游林下，杖履逍遥，如此才有心情。如果是劳苦困顿，哪里还有余暇观流云赏落花，难得超然心境。也就是说，隐士是需要物质基础的，就此来看，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隐士的。鲁迅先生对此有过精彩论说，在他看来一个贫穷之人糊口尚且困难，哪里还能隐居。“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鲁迅《隐士》）“隐”需要资本，做隐士也是为了获得另一种资本，即为了达和显，“入山”则是为了“出山”。真正的隐士是没有姓名的，是人所不知的。南宋大诗人陆游诗云：“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杂感》）诗中的“巢由”，即中国最早的隐士巢父和许由。鲁迅先生也说：“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既然成为有名的隐士，隐从何来呢？

韩愈这里所颂扬的盘谷子李愿，显然是一个富贵之人，他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山水，当然花费了巨资，有自己的实力和条件，所以让人艳羡。韩愈文中对太行之南的盘谷风光有过尽情描述，显然流露了无限歆慕的心情。这是一篇奇文，神采飞扬，叙说生动，别有风韵，像盘谷子得到的这片山水幽谷一样，实在诱人。

韩愈一生奇文很多，被人注目的有《送穷文》《毛颖传》《杂说四首》《鳄鱼文》等。《送穷文》写了五个对他纠缠不休的穷鬼，即“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它们让他大半生困顿不堪，所以非常迫切地希望能够将其送走。在民间送穷日，他令仆人赶快“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舆，牛系轭下，引帆上樯。”亲自“三揖穷鬼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问所涂，窃具船与车，备载糗，日吉时良，利行四方’”。而五个穷鬼不仅不愿离去，而且历数有惠于他的许多理由，最后还振振有词地说：“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子疏。谓予不信，请质《诗》《书》。”即我们是世上最理解你的人，你虽然遭到贬放，我们却不忍心疏远你，如果不相信我们所说，请到《诗》与《书》的典籍里去找答案。韩愈无奈之下只能“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行文古朴凝重，跌宕起伏，涵盖了士人立身行事等诸多际遇穷通，细致入微地摹画了读书人的生存困境，大有深意，同时又寓庄于谐，妙语连珠，趣味盎然。清代吴闿生说《送穷文》“诙诡之趣，较前篇（《进学解》）尤胜。曾文正公（国藩）尝谓诙诡之文，为古今最难到之诣，从来不可多得者也。公以游戏出之，而浑穆庄重，俨然高文典册，尤为大难”。（《古文范》）

《毛颖传》是为写字工具毛笔作传，感世伤时，抒发不遇之愤懑。极尽想象，游嬉不拘，以笔喻人，将物做友，真是滑稽之极，深藏至理。此文在当年就存有极大争议，有人“独大笑以为怪”，柳宗元读后却认为：“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唐·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韩愈此类奇文在当年颇受时人侧目，连非常赏识其才干的宰相裴度都说他“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唐·裴度《寄李翱书》）

《鳄鱼文》是韩愈被贬潮州刺史之后写的一篇奇文。当地鳄鱼多，每每为害，他竟然以刺史身份对鳄鱼发出警告、斥责和指令。他认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而且非常激愤地痛斥鳄鱼居然敢“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最后他指与鳄鱼们一条生路，说潮州南边是大海，你们这些鳄鱼三天之内必须“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奇而有趣，实在好玩。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呆头呆脑、凶恶丑陋的鳄鱼潜伏汇聚水下，暗中静听这篇指斥和命令，该是多么有趣的一个场面。这种奇景奇状，想象中也只有韩愈这样的人才能绘制出来。

据后人记录，这篇厉而趣的奇文发表之后，鳄鱼们真的后退了几十里，不过记载中稍有不同的是，它们并没有按文中指令的方向往南退去，而是往西退了六十里：“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新唐书·韩愈传》）真是妙极了，看来此文一出，大大缓解了形势，很令当地百姓满意。

韩愈当然不是纯粹的无神论者，虽然在七言古诗《桃源图》的开篇，他指出“神仙有无何眇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在《谢自然诗》中他感叹“莫能尽性命，安得更长延”，然而他对神灵寄存敬畏之心。比如他任潮州和袁州刺史期间，曾多次祭拜山水，文集中还收录《潮州祭神文五首》，有“祭湖神”“祭城隍”等。贬放潮州途经岳州，他曾祷告湘水之神护佑。他在袁州接到国子监祭酒的诏书，以为是神在显灵，便出资托请岳州刺史修建黄陵庙，后来还写了《黄陵庙碑》。但一般情况下他对鬼神还是像孔子那样“敬而远之”。他言说神灵是慎重的，对借助鬼神之类事物妖惑众生，则深恶痛绝。

从古代记载中可见，鬼神之事实在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因为敬神之祭不断举行，效果大多明显，所以从官吏到百姓，从最上层的皇帝到最底层的劳民，往往都深信不疑。古往今来的一些奇文，所记录的异相也就不可简单拒之。比如苏东坡在凤翔、密州、徐州、登州、颍州等几处任所，或者向山神祈雨以缓解旱情，或者是祷告海神出现海市让他一睹为快；韩愈在游衡山时也有此等神奇发生：“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这些关于祭祀祈祷神灵的记载都有奇效。韩愈与东坡在这一点上多有相似，这既可以看成他们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之处，也可以看成一个儒生不轻言“怪力乱神”，但又并未否认其实际存在的道理。然而无论是屈原之《离骚》《九歌》、宋玉之《神女赋》、贾谊之《鸟赋》，还是曹植的《洛神赋》、韩愈的《鳄鱼文》《黄陵庙碑》，正如宋人王铚所说，其“文章词指，非世间语也。盖生平周造化妙理已多，至是方能发鬼神之情，然后幽远荒忽，奇怪无余蕴于天地矣”。（《雪溪集·题洛神赋图诗序》）

韩愈之奇文来自才华、个性和多多少少的“怪癖”，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奇思异想。奇思异想必来自异人，而异人则非庸碌的常人；韩愈自然是一个异人，异人的言行怪异迭出，本不足奇。自古至今才华横溢之士大多是这种异人，他们之“异”，是一种真实存在，但更多的还是因为我们太过平凡和庸常。他们一些深入的见解和洞悉，往往别开生面，自然也不能按常理度之，所以总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理解的异质成分在；但正是这些暴露真实的剖析，推动了大众的见识，开辟了新的认知途径。他们倡扬的是个性，焕发的是生命，吐露的是真情。

历来杰作奇文居多，虽然也不乏朴实无华者，但朴实表层之下必有令人讶异的繁茂生长。就生命本身来说，个体的存在仿佛是自然而然的，但实际上在精神表露方面却并非如此。它往往不以单独个体呈现，而是混沌、模糊和统一，其中常常不知不觉地取消了个体。要显露和区别于这种混沌和统一，就需要发出单独的声音，这声音才是生命个体的本来、本相和本质。而由此一来，却会引起群体侧目，视为怪异，殊不知这才是常态和真实。

封建专制体制的一个罪恶特征就是消除个体：消除生命的真实性，将个体化而为无。罪恶的专制统治是一架精神的粉碎机，将无数活鲜的个人见解打成粉末，搅成泥浆，用来涂抹和践踏。所有个人的茁壮生长，顽强而独立的存在，都被视为一种怪异和大逆不道，属于被剪除之列。

在人类文明史上，那些响亮的不被淹没的声音，其实不过是个人的声音；而只有个人的声音才是生命的声音，那种混为一体、达成一致的所谓音高、音值和音色，其实是虚幻的，它们不是生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