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明处
文字著作者与一般人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写作者除了留下时间和历史的记录，留下生命的刻痕之外，还必然同时公开了自己，有多种多样的可诠释性。这当然是一种生命的袒露。就后一条来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传统立言、立功的同时，似乎也步入了十分危险的生存区域。所以自古以来才发生了那么多的文字狱，所谓“文祸”。中国历史上有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有宋代和清代的文人之难，这一切历数起来实在是太多了。
只要“丛林”在，“丛林法则”就在，这是毋庸置疑的。要在一片“丛林”中求得生存和喘息，就必须隐蔽自己。但是作为一个著作者却很难找到“隐蔽”的幸运，因为他的志业就是一种暴露和袒裎，就是拨开身边的遮蔽，走到一个相对分明的旷敞地带。在这个地带，他是一名裸露者，是一个光线充足之地的反射物，是一个被丛林中的窥视者们聚焦的活靶子。
让我们回到中唐。如果白居易没有谏表，没有那些诗作，又怎么会有后来的江州厄运？裸露自己是这样可怕，文字是这样可怕。白居易在遭贬前后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的母亲赏花不慎落井而亡，有人便找出他曾经作的“赏花”及“新井”诗，借此大做文章。对他人的揣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一个奇怪然而是令人心寒的罪名就出现了：“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旧唐书·白居易传》），就是说这种不忠不孝之徒，不宜在朝为官，应予驱逐外放。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进行政治迫害的同时，又将诗人的人格踩踏到最低处，这种侮辱是不可忍受的。他们要达成的不过是这样的一种效果：一个如此轻薄无行之人，怎可居于庙堂之上。本来贬他为江表刺史，诏书下达后，又因有人举报劣迹而改授江州司马，去偏远州郡充以闲差。打击之大不仅关乎仕途沉浮，还有道德人伦，后者作为百口莫辩的侮辱和践踏，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刚性十足的出仕之人来说，可算一枚难以忍受和吞咽的苦果。
这让我们不能不想起晚于他二百多年的苏东坡所遭受的迫害。宋代新旧党争对苏东坡带来的损伤固然存在，但其中关键要害仍然是他灼灼逼人的才华，是那一系列为朝野共赏的诗文，而不单是构成“乌台诗案”的那些文字。才华本身就是一种罪过，袒露就是一种危险。嫉恨是人性中不可消除的黑暗部分，是一个永远存在的无可疗救的人类痼疾。历史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它的恢恢巨网。作为一种灾难的黑色网丝，既勒向自己也勒向他人，广布于生存时空，大小生命无一漏网。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以杰作获得艺术沙龙的盛赞，很快便招致了一连串不堪忍受的打击。在出人意料的中伤和侮辱之下，他发出誓言：终生不再与某些所谓“作家”群体来往。他说：“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我们人少，他们人多。”是的，以过人的热情和才华来吐露和抒发，这就将自己摆在明处，置于险境；而暗处是那些庸俗的窥视者，他们常常缄口不语，是一些含蓄收敛之人，通常绝不会热情洋溢，也没有过人的才华。但他们隐身有术，不是独自绽放，而是躲在丛中笑。这是一片摇晃着微笑或冷笑的不辨个性的面孔，人们无法将他们区分。而他们所形成的冷酷目光，却一致投向强烈光线下那个闪烁、活动的个体，这个时候厄运就会降临其身。
嫉恨而阴险的射线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投向一个方向，狠狠地击中那个活泼明朗、热情洋溢的生命。他在阳光下歌唱，向着空旷的大地宣告，为了真理、为了美善而亢奋和激越，不能自已。他想将自己的发现和喜悦传达四方，告诉挚友和同类，告诉身边与远方的所有人。那昂扬的歌唱发自内心却没有边界，没有目标，甚至没有具体接受者。这时候整个生命都沉浸在一片天真烂漫之中，于激情迸发中变得芬芳四溢，陶醉迷茫而又幸福无比。然而危险就在这个时刻降临了，他可怜绵软如同一只纯洁的羔羊，美丽的脸庞、柔顺的皮毛，不得不被令人战栗的恐惧所笼罩。
在所有的文字记录中，诗性的文字足以引来嫉恨，因此也极易受伤。人性之恶，古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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