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与才
一个人的志向和才气当然有关，但仍然还不是同一回事，这二者并存，尚需很多条件。我们平时说的“志大才疏”，就是二者没能匹配的缘故。实际上“志大”好求，“才大”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易达成。杜牧的志向是多方面的，但就主观而言，主要是辅佐政治、入仕治国，此径直追祖辈事业。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价值观所决定。“叱起文武业，可以豁洪溟。”（《感怀诗》）就其性格特征来说，傲气与自负是显见的，不过，就他而言实在有许多本钱。他的人生基本呈现出从高处俯冲的态势，而不是由下往上的攀爬和挣扎。这与大多数入世的儒生大为不同。但这样的启步方式，并不能保证他的成功和一路顺畅。因为人生多变故，这里有说不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制约，有世事机缘的问题。晚唐颓势与混乱折损了多少英杰，埋没了多少志士，杜牧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
“使君四十四，两佩左铜鱼。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春末题池州弄水亭》）“四十已云老，况逢忧窘余。且抽持板手，却展小年书。”（《自遣》）诗文对于他来说，只是心绪发泄的端口之一，是一种纸上之物，他并不特别将此作为志向的伸展方向，所以文章成就并不能从根本上安慰他。看他一生留下的文字，很多都在表达济世之志、如何运用和落实自己的才华与心智。就实际期待和结果来看，当然远未壮志得酬。“常恨两手空，不得一马棰。”（《送沈处士赴苏州李中丞招以诗赠行》）经常感叹“徒有输心效节之志”。（《上宣州崔大夫书》）他一生五任朝官，四任刺史，十年幕府，几乎没有哪个时期是满足的得意之期，相反在他看来，都大大地屈才，不得伸展。他有出色的用兵之策，却从来未能挥师疆场；有统领大局之政干，却一直在较低的职级上徘徊。“我作八品吏，洛中如系囚。”（《洛中送冀处士东游》）“柳岸风来影渐疏，使君家似野人居。云容水态还堪赏，啸志歌怀亦自如。”（《齐安郡晚秋》）“我虽在金台，头角长垂折。”（《池州送孟迟先辈》）他是多么的不甘、沮丧和不平，但终究无可奈何。
最终，他的才力得以充分体现者，仍旧是不以为志业的诗文。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意气风发，不受他人局限。至于实务上的腾挪功夫，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那还需要诸多的条件，比如时势机缘，比如具体合作者的信任。在有些人眼里他似乎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花花公子，尽管是一个贵公子。但凡“公子”都有一个天然的弱项，即长于言而短于行，总有不够踏实之感。有人认为杜牧“不拘细行”（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齿少意锐”。就这一点来讲，他与王维、韩愈、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等都有不同。虽然这五位大文人不算出身寒门，但他们都经过了一个艰难的个人奋斗过程。杜牧的祖荫太大，这既帮助了他，也掩盖了他，甚至还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解。可见事物总是祸福相倚，得失互现。他一辈子都在这荫护之下，也在这团阴影下不得解脱。有一些奥妙玄机不是个人能够参透，有一些命运诡秘不是个体可以揣测和左右。后人可以为才华过人、出身高贵的杜牧发出叹息，但是面临现实错综复杂的诸多互制与干扰，却不是他人能够了悟和评判的。
杜牧在刺史位置上可以独立主政一方，这时候他做了许多好事，有政绩有口碑，但基本上还是未能尽兴，并且一直处于极为不满和不安之期。正像其一生的其他时段一样，他更多的是等待和张望，当然还有许多玩乐。他并不是一个甘于平凡之人，庸碌对于他不可忍受。青壮年时期如此，直到晚年，眼见其他事情无望实施也无力去做，才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开始面对自己的诗文，即纸上事业了。杜牧在去世前一年，就诗文之事叮嘱外甥裴延翰，终于承认自己这一生还能留下一些文字，这同样是极重要的事业。他委托外甥为自己编选一部文集，名字都想好了。这是他一生的心迹和劳绩。
“谈啁酒酣，顾延翰曰：‘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则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矣。’”（唐·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他的外甥如实记下了这段话，它对我们非常重要，使我们得窥晚年的心境，特别是他对一生诗文的态度。这也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和重估。在这之前他似乎对诗文之事并不重视，志向远不在此。“青史文章争点笔，朱门歌舞笑捐躯。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辄书长句》）
人的志与才并存，剩下的就是能否实现的问题了。越是不能实现，生命就越有张力；如果是一个文人，这张力越大，文字成就也就越大。在杜牧和其他一些壮志未酬者那里，其实也正是如此。我们今人叹赏不已、百口称颂的一些诗与文，对杜牧来说，既是歪打正着，又是跌宕不凡的生命投射和自然流露，它们与其生命合而为一、密不可分。他的心志也许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文字却记录了奋力拓进的过程。这种记录是另一种实现。在历史留下的记叙关节中，在某些细节上，我们可以得知杜牧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从朝政大局到军事策略，再到社会治理，更不必说文章，都有计划力和行动力。我们可以看到志与才的高度统一，看到他果决的行动力。这最后一点却是许多人不曾具备的，他的迅捷与勇气，他起而立而行的果敢，远非一般儒家士人所具有。在这一点他有点像韩愈，但没有韩愈那么幸运。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宰相李德裕能像当年裴度对韩愈那样，召杜牧为行军司马，他必定会如韩愈一样，一路写下许多明快兴奋、豪气大发的诗句，也会立下不朽的功勋。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他最终还是以一介文人的身份、以一个杰出的诗文作家的荣誉载入史册。杜牧是不朽的、杰出的，但如此实现方式，却是他个人未曾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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