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六个时段
王维一生可粗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游走到进士及第；贬官济州至“安史之乱”结束；再次复官至病亡。但要真正展开生活与艺术的纹理，就需要更为细致的划分，那就让我们暂且分成六个时段。
一为“进取期”，即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代。“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行四首·一》）这个时期他进京奋斗取得京兆府解元、进士及第，并受任大乐丞从八品下。
二为“初挫期”，即从大乐丞贬放济州，官衔为济州司库参军正九品下。“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被出济州》）
三是“徘徊期”，这个时期他分别隐于淇上和嵩山，直到献诗宰相张九龄，得以回朝任右拾遗从八品上。回京任右拾遗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也是他入仕的再起步。这个时期他的心情非常愉快，大概这一生中，只有接近晚年才有过如此开朗的心境。
第四个时段，即“终南和辋川期”。因为李林甫上台，张九龄外放，王维心情抑郁，进入了半官半隐的状态。尽管情绪不振，这段时光却成为他最重要的从政和艺术的成熟期。这个时期他有点心灰意懒，但奇怪的是还有过几次升迁，可见其仕途并没有因为恩人张九龄的外贬而受挫折。不过就此开始，他疏离官场，做起了隐居的打算，先后在终南山等地购置居所，往来于京城之间。也许就是这种心不在焉，或者是分寸的拿捏掌控，反而使他在官场上得以立足，争取到一个能够松弛心境的宽松环境。官场上确有这种状况：因为不思进取，反而有利于进取，这也是一个悖论。“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积雨辋川山庄作》）这是他此时生活与心境的写照。
第五即“惊惧期”。这一时期自安禄山叛乱国家动荡始，到“安史之乱”平定，肃宗登基，清理朝政，王维复被起用止。“安史之乱”是王维所经历的一次最可怜、最凶险的人生际遇，他甚至做好了自杀准备：药在手边，随时可以自尽。他后来吞服了痢药，不能说话，与安禄山周旋。“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旧唐书·王维传》）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叛军首领安禄山的召见，委以官职，从此有了一个“任伪职”的人生污点。好在他对前来探望的挚友裴迪口占《凝碧池》，表现出对朝廷的忠贞与盼念，因此改写了王维的晚年处境。但这个时期所造成的巨大惊恐却无法平复，大概直到生命的终点，都在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这种恐惧不仅是深陷安禄山之营，更有光复后等待处理的焦灼不安：生死未卜，命悬一线。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他不仅免除了惩罚，还得到了两次升迁。命运就是如此吊诡。
第六个阶段即“落幕期”，从献出“辋川别业”直到终了。出于对朝廷和命运的感激，在去世前几年，王维将苦心经营的规模宏大的“辋川别业”献出为寺，同时也表达了一心向佛的心志。好像唯有如此，他的精神才有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才能够落定。
纵观王维一生的六个时段，也许第四个时段即“终南”和“辋川”最为重要。这是诗人定位和成熟之期，是主要艺术成就的完成期。好像前面一切皆为此做了铺垫，后面的一切也由此而发展和延伸出来。这一时期当为他所有艺术与人生之节点、之维纲，纲举则目张。总之比较古代诸多诗人，王维可谓颠簸不大。科举顺利，中间经历了小贬，而后知遇宰相张九龄；后来李林甫、杨国忠为相，对之非但没有加害，反而有过三次重用和两次升迁：出使河西，知南选，出使榆林和新泰二郡；迁侍御史、迁库部郎中。唯有“安史之乱”的历险，也算有惊无险，后来复又升迁，至尚书右丞，这个职位大概接近今天的副部级。至人生落幕之时，他又非常主动，献出了经营一生的“辋川别业”，从容向佛。
比较历史上那些大诗人大文人，王维应该说是少见的平顺，最大的跌宕不过是“安史之乱”。所以他的精神与艺术可视为其人生的书写和倒影：没有大起伏、大波澜、大奇崛、大陡峭；偶有痛楚，也为佛经所消解。“寒灯坐高馆，秋雨闻疏钟。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秋夜对雨之作》）可见决定其内心冲突的刻度和规模，也大致如此。越是后来，越是趋佛趋静，远离幽暗和恐惧，更没有撕裂的剧痛。“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今子方豪荡，思为鼎食人。”（《戏赠张五弟
三首·三》）“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酬张少府》）
伟大灵魂之炼成，除了原有生命质地所决定，还需要付出许多后天的代价，通常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个人的勇敢投入，二是与厄运不期而遇。而王维则是回避的，这是个人才华与资质所不能补救的，同时又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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