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惟海内涂炭[2]，四十余载矣[3]！赤子嗷嗷无告[4]，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之耻[5]，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还[6]；舆地不可以不复[7]。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独畏其强耳[8]。韩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9]况今虏酋庸懦[10]，政令日弛，舍戎狄鞍马之长[11]，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12]，君臣之间，日趋怠惰。自古夷狄之强[13]，未有四五十年而无变者。稽之天时[14]，揆之人事[15]，当不远矣。不于此时早为之图，纵有他变，何以乘之？万一虏人惩创[16]，更立令主[17]；不然，豪杰并起，业归他姓[18]，则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19]，中原父老，日以殂谢[20]，生长于戎，岂知有我？
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21]，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22]，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23]。河北诸镇[24]，终唐之世以奉贼为忠义[25]，狃于其习[26]，而时被其恩[27]，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逆[28]。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29]？纵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论之[30]，父祖质产于人[31]，子孙不能继赎[32]，更数十年，时事一变，皆自陈于官，认为故产[33]，吾安得言质而复取之！则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缓乎？
陛下以神武之资[34]，忧勤侧席[35]，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于群议矣。然犹患人心之不同，天时之未顺，贤者私忧而奸者窃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36]。诚反其道，则政化行；政化行，则人心同；人心同，则天时顺。天不远人，人不自反耳[37]。
今宜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38]，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39]；任贤使能以清官曹[40]，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41]，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42]；多置台谏以肃朝纲[43]，精择监司以清郡邑[44]；简法重令以澄其源[45]，崇礼立制以齐其习[46]。立纲目以节浮费[47]，示先务以斥虚文[48]；严政条以核名实[49]，惩吏奸以明赏罚。时简外郡之卒[50]，以充禁旅之数[51]；调度总司之赢[52]，以佐军旅之储[53]。择守令以滋户口[54]，户口繁则财自阜[55]；拣将佐以立军政[56]，军政明而兵自强。置大帅以总边陲[57]，委之专而边陲之利自兴[58]；任文武以分边郡[59]，付之久而边郡之守自固[60]。右武事以振国家之势[61]，来敢言以作天子之气[62]；精间谍以得虏人之情，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不出数月，纪纲自定[63]；比及两稔[64]，内外自实，人心自同，天时自顺。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归。何者？耳同听而心同服。有所不动，一动而敌自斗[65]。何者？形同趋而势同利。中兴之功，可跷足而须也[66]。
夫攻守之道，必有奇变[67]。形之而敌必从[68]，冲之而敌莫救，禁之而敌不敢动，乖之而敌不知所如往[69]。故我常专而敌常分，敌有穷而我常无穷也。夫奇变之道，虽本乎人谋，而常因乎地形。一纵一横，或长或短，缓急之相形[70]，盈虚之相倾[71]，此人谋之所措，而奇变之所寓也。今东西弥亘绵数千里[72]，如长蛇之横道，地形适等[73]，无所参错[74]，攻守之道，无他奇变。今朝廷鉴守江之弊，大城两淮[75]，虑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76]？故不若为术以乖其所之[77]。至论进取之道，必先东举齐[78]，西举秦[79]，则大河之南[80]，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齐、秦，诚天下之两臂也，奈虏人以为天设之险而固守之乎[81]？故必有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道[82]。
窃尝观天下之大势矣。襄、汉者[83]，敌人之所缓[84]，今日之所当有事也[85]。控引京、洛[86]，侧睨淮、蔡[87]，包括荆、楚[88]，襟带吴、蜀[89]；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诚命一重臣，德望素著[90]，谋谟明审者[91]，镇抚荆、襄，辑和军民[92]，开布大信，不争小利，谨择守宰[93]，省刑薄敛，进城要险[94]，大建屯田[95]。荆楚奇才剑客，自昔称雄，徐行召募[96]，以实军籍。民俗剽悍，听于农隙时讲武艺[97]。襄阳既为重镇[98]，而均、随、信阳及光、黄[99]，一切用艺祖委任边将之法[100]：给以州兵，而更使自募；与以州赋，而纵其自用；使之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101]。兵虽少而众建其助，官虽轻而重假其权[102]。列城相援，比邻相和；养锐以伺[103]，触机而发。一旦狂虏玩故习常[104]，来犯江淮，则荆、襄之师，率诸军进讨，袭有唐、邓诸州[105]，见兵于颍、蔡之间[106]，示必截其后。因命诸州转城进筑[107]，如三受降城法[108]：依吴军故城为蔡州[109]，使唐、邓相距各二百里，并桐柏山以为固[110]。扬兵捣垒[111]，增陴深堑[112]，招集土豪，千家一堡，兴杂耕之利[113]，为久驻之基。敌来则婴城固守[114]，出奇制变；敌去则列城相应，首尾如一。精间谍，明斥堠[115]，诸军进屯光、黄、安、随、襄、郢之间[116]，前为诸州之援，后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业[117]，筑行宫于武昌[118]，大驾时一巡幸。虏知吾意在京、洛，则京、洛、陈、许、汝、郑之备当日增[119]，而东西之势分矣[120]；东西之势分，则齐、秦之间可乘矣。四川之帅，亲率大军，以待凤翔之虏[121]；别命骁将出祁山以截陇右[122]，偏将由子午以窥长安[123]，金、房、开、达之师入武关以镇三辅[124]，则秦地可谋矣。命山东之归正者往说豪杰[125]，阴为内应[126]；舟师由海道以捣其脊[127]。彼方支吾奔走[128]，而大军两道并进，以揕其胸[129]，则齐地可谋矣。吾虽示形于唐、邓、上蔡[130]，而不再谋进，坐为东西形援[131]，势如猿臂；彼将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进[132]，则京、洛之备愈专，而吾必得志于齐、秦矣[133]。抚定齐、秦，则京、洛将安往哉[134]？此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道也。
就使吾未为东西之举[135]，彼必不敢离京、洛而轻犯江、淮，亦可谓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压唐、蔡，则淮西之师起而禁其东，金、房、开、达之师起而禁其西，变化形敌[136]，多方牵制，而权始在我矣。
然荆、襄之师，必得纯意于国家而无贪功生事之心者而后付之。平居无事，则欲开诚布信，以攻敌心；一旦进取，则欲见便择利而止，以禁敌势。东西之师有功，则欲制驭诸将[137]，持重不进，以分敌形。此非陆抗、羊祜之徒[138]，孰能为之？
夫伐国，大事也。昔人以为譬拔小儿之齿，必以渐摇撼之。一拔得齿，必且损儿。今欲竭东南之力，成大举之势，臣恐进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139]，则吾之根本撼矣。此岂谋国万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间，必有奇变。
臣
人也[140]，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计？姑疏愚虑之崖略[141]，曰“中兴论”，唯陛下裁幸[142]。
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陈亮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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