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2]，《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3]。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4]。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5]，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6]，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7]，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8]。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9]。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10]。其设心注意[11]，偷为一切之计而已[12]。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13]，言战之善而蔽其患[14]。其相率而为之者[15]，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16]，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17]。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18]，用之无弊[19]。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20]。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21]。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22]？”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23]，有为墨子之言者[24]，皆著而非之[25]。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26]，下至楚汉之起[27]，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28]。
《四部丛刊》本《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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