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99]，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100]。学有《诗》、《书》六艺[101]、弦歌洗爵[102]、俯仰之容[103]、升降之节[104]，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105]，以习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106]，以习其从事[107]。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108]，其所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109]。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110]，而无过不及[111]。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112]，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终始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113]，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114]，而无教养之渐[115]，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116]，庆历三年[117]，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118]，而春秋释奠之事[119]，以著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又不复理。皇祐元年[120]，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121]，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122]，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123]，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124]！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125]，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126]，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127]，可不勉欤！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其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四部丛刊》本《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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