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2]，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3]，而周知人物之情伪[4]，指挥付托必尽其材[5]，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6]，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7]，诛贪残之官吏[8]，躬以简俭为天下先[9]。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10]。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11]。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12]。臣于时实备从官[13]，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14]。
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15]，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16]，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17]，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18]，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19]。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20]，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21]，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22]，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23]，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24]，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25]；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26]，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27]，而断盗者辄发[28]；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29]，而寇攘者辄得[30]，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31]，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32]，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33]，天下号恸，如丧考妣[34]，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35]，又不过有司之细故[36]，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37]。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38]。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39]，而无官司课试之方[40]。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41]，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42]。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43]。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44]，而未尝特见救恤[45]，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46]，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47]。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48]。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49]。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50]，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51]，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52]。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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