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148]？”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149]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150]，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151]。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152]，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153]。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唯圣人在上[154]，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155]，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156]，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157]，而因有以劝惩之[158]，是亦所以为教也[159]。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160]，而下达于乡党闾巷[161]，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162]。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163]，至于东迁[164]，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165]，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166]，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167]，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168]，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169]，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170]。自《邶》而下[171]，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172]。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173]，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之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174]，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175]，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176]，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177]，参之列国以尽其变[178]，正之于《雅》以大其规[179]，和之于《颂》以要其止[180]，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181]，讽咏以昌之[182]，涵濡以体之[183]。察之情性隐微之间[184]，审之言行枢机之始[185]，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186]。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187]。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188]，新安朱熹书。
《四部丛刊》本《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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