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顿首上枢密侍郎阁下：轼受知门下，似稍异于寻常人。盖尝深言不讳矣[311]，明公不以为过[312]。其在钱塘时[313]，亦蒙以书见及，语意亲甚。自尔不复通问者，七年于兹矣。顷闻明公入西府[314]，门前书生为作贺启数百言。轼辄裂去，曰：“明公岂少此哉！要当有辅于左右者。”昔侯霸为司徒[315]，其故人严子陵以书遗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316]世以子陵为狂。以轼观之，非狂也。方是时，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满，有轻人臣之心，躬亲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为司徒，奉法循职而已，故子陵有以感发之。今陛下之圣，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贤，亦远过侯霸。轼虽不用，然有位于朝，未若子陵之独善也。其得尽言于左右，良不为过。
今者贪功侥幸之臣，劝上用兵于西北[317]。使斯言无有，则天下之幸孰大于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争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计之详矣，明公亦必然之，轼不敢复言。独有一事，以为臣子之忠孝，莫大于爱君。爱君之深者，饮食必祝之[318]，曰：“使吾君子孙多，长有天下。”此岂非臣子之愿欤？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无功，与有功而君不贤者，皆不足道也。其贤而有功者，莫若汉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319]，蚩尤旗见[320]，其长亘天[321]。后遂命将出师，略取河南地，建置朔方[322]。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盖十余年，兵所诛夷屠灭死者不可胜数。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故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323]。唐太宗既平海内，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且犹未厌，亲驾征辽东[324]。当时大臣房、魏辈皆力争[325]，不从，使无辜之民身膏草野于万里之外。其后太子承乾、齐王祐、吴王恪皆继相诛死[326]，其余遭武氏之祸，残杀殆尽[327]。武帝好古崇儒，求贤如不及，号称世宗。太宗克己求治，几致刑措[328]，而其子孙遭罹如此[329]。岂为善之报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祸者，既足以为后嗣之累，则凡忍耻含垢以全人命[330]，其为子孙之福，审矣。
轼既无状[331]，窃谓人主宜闻此言[332]，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闻，岂惟朝廷无疆之福，将明公子孙，实世享其报。轼怀此欲陈久矣，恐未信而谏[333]，则以为谤[334]。不胜区区之忠，故移致之明公。虽以此获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明成化本《苏文忠公全集·东坡续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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