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在中国的乡村教育有哪几种派别？其理论之根据如何？

这个问题是很难解答的。因为，假若从派别上讲起来，本人也是其中的一派，站在这上面来说话，总不免是戴有色眼镜的说话。不过，我可以介绍大家去搜集几个地方的材料：（1）邹平，这里也包括河南的镇平在内；（2）定县；（3）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改进会；（4）广西柳州的实验；（5）中央医学院；（6）华洋义赈会合作社；（7）全国经济建设委员会；（8）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9）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又包括了淮安、南京自动学校和萧场小学等处。可是，关于山海工学团方面的材料，将来我可以送给大家几份，以供参考。至于上面些地方，除邹平和定县我曾经到过外，其余地方却没有去参观过，所以若仅凭他们的文字来加以批评，是不可靠的。

不过乡村教育，近几年来，似乎比前进步得多：第一点，教育范围扩大。我们看，无论是以政治出发也好，经济出发也好，卫生出发也好，教育出发也好，可是他们教育的内容都很丰富。就是以政治出发的，也含有经济、卫生、教育等因素。以经济也发的，也含有政治、卫生、教育等因素。以卫生、教育出发的，也未尝不是一样。总之，生活即教育已渐趋普遍，为一般人所注重了。第二点，各实验的地方，都有刊物发表。因此，各地方都可互相交换意见，彼此借镜，这也可说是种进步的地方。

（二）实施乡村教育以何种方法为最适宜而最易行？

实施乡村教育最易实行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乡村教育是不能关起门来办的，一定要与城市打成一片；同时还要有世界的目光和民族的目光，这是很要紧的。

还有，乡村教育教什么人为最适合？我们知道，从前的教育，都是教育有钱有闲的人，我曾经把这个出了个对子，就是：“有闲有钱有面子才有书念”，尚未对起来，请诸位不妨对一对。我们现在明白了小孩子最好的先生，就是前进的小孩子；而大众最好的先生，也就是最前进的大众。因此我们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帮助这些前进的小孩子和前进的大众，使他们的才能可以发展出来，去领导小孩子，去领导大众，这是乡村教育最容易而最适宜的。要说办什么新村是没有用的。

办乡村教育，须在茅草棚子里或运用空屋子来办，不要什么的。我们工学团在山海，大的只有六个，小孩子工学团有廿六个，这些小孩子工学团多在乡间茅草棚里。我们为什么要小孩子而不要富有声望的绅士？因为这些绅士都是靠不住的，他们不种田要吃饭，并且还要吃好饭，统统是些怪物！所以我曾经写了两句话：“十个绅士九个劣，这条门路走不得。”的确是这样。

（三）应用何种方法与区公所联络去普及教育？

普及教育能有个方案交给政府，政府就应该当作事业办；政府能当作事业办，那么，区公所势必奉到政府的命令，这时他自然会出来帮助的。假如凭自己去作，与区公所总不免常生隔阂，因为区公所往往是在劣绅手里。不过区公所也有不剥削农民或压迫农民的，这个当然可以合作。假若是碰着某区公所是剥削农民的、压迫农民的人，那么，也不能即刻就动他的手，这个应当注意；不过也不能妥协。

（四）怎样作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师？

作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师的，应当具需下列几个条件：

1.要认定不是代替传统教育来麻醉大众和小孩子的；换句话说，是要为他们谋福利的。也就是要帮助小孩子，使之成为前进的小孩子；帮助大众，使之成为前进的大众。总之，作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师的，一定要将士大夫的头脑脱除才行。

2.要有健康的体魄。这个用不着解释的。

3.要有农人的身手。这个随时随地都可养成。比如你初次下乡，把韭菜当作麦子，自然会成笑话。那么，你首先应拜农人作先生，因为你必得拜农人作先生后，才能作农人的先生。

4.要有科学的头脑。农村是迷信的。是无政府的。办法就是要用科学来改变他们迷信的头脑。可是不能走上来就拆土地庙。你若是拆了他们的土地庙，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他们一也一定要来拆你的学堂的。我曾经费了几年的功夫，把土地庙变为反省院，专门关一班好赌博、好吃大烟的人，因为必得这样，才可以使他们的迷信观念逐渐改除。若只是在黑暗里同他们斗争，如同在黑屋子里同他们斗争一样，一辈子也不得光明的，所以非有盏明灯在手不可，就是这个道理。

5.要有艺术的精神。房子要好看，必得要艺术化方行。不过这里所谓艺术，是要不花钱的艺术。换句话说，就是要天然美，绝不是像女子要穿高跟鞋，也不是像上海女子要花四块钱去烫一次发。比如房屋里吃饭的地方，除掉不关猪外，当作会客的落地也未尝不可。不过，这里总有些东西；既然有些东西，我们就要把他摆了整整齐齐的，讲时髦一点，就是要有艺术的安排。因为是不花钱的，所以叫作不花钱的艺术。

6.要有社会改进的精神。中国社会是无组织的。要想社会有组织，就必得把乡村里散漫的农民，使之组织起来。这个可从合作社、工学团入手。不过校长和教师要说真实话，同时还须告以现代世界真实的情形。可是现乡村小学教师，对于世界情形能够明了的很少，因此大学生在这里就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就是要吸收世界知识，传布到乡村，以改进他们的头脑。比如暑假或寒假，都是很好的机会，可将所学的带些到乡村里去。

（五）借用乡村庙宇作校舍如引起乡民反感，应采用何方法与之联络？

在这一个问题上，我只可拿点经验来讲讲。山海工学团，当初就只看中了一个红庙。那时在这红庙里有个看庙的人，他说：“你们要就这个庙来办学校吗？假如是真办，就请赶快点来。”于是他们回来就把这话同我说。我就告诉他们，叫他们不要信看庙人的话，实际上还是要得到庙主的承认才可以。我们主张买点药品去看庙主。哪晓得这个看庙的人，还是叫不要去看庙主。那时他的妇人出来了，就说：“听他们先生的话不错，是要看看庙主。”她的丈夫说：“要去看，你就引他们去。”实在去看头一个人的时候，就碰了一个钉子。他说：“我们这个庙不办学校！即或要办学校，我们自己来办。”我们就对他说：“在这个乡村里，一个学校都没有，你们自己要能够出来办学校，那就很好。”其实，他们是不办的。这时，我们也没有了办法。于是就想了个方法，在这个庙的旁边租了二十块钱一座的房子，目的就是专为看守这个庙的。我们在那租的房子里住了三个月，于是同那些乡民渐渐的做起朋友来了。大家都感觉到那座房子太小，有人就说：“可以移到红庙里去吧！”我们说：“你们去借去，如果借到了，自然很好。”看吧，那一班青年农人，十个就有九个赞成，甚至于十个有十人赞成。他们就去借庙去，奇怪！那一个看庙的妇人，她说：“昨天晚上观音菩萨托我的梦，不许办学校。”这样一来，许多人都吓倒了，就没有人再说话，只好不办。本来这个庙有五间，是五个村子合作的，看庙的妇人只占一间，于是我们就分开来借。这样一借，五间就借到了三间，自然是有办法了；到后来，第四间也加入；现在还有一间没有借来。像这些，都是那班前进的农人去干的。

（六）普通一般人以为普及教育就是使全国人民能够识字，并不另有其他目的，这种论调对不对？

普及教育，大家有个误解。其实真正的普及教育，是要使人民生活化，就是要使他们有现代的文字符号，有现代的组织，并且要了解现代的问题。绝不是就是认字，是要用字。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只能收到十分之一的效果。

文字符号的重要，是大家所知道的。我可以拿人与兽、文明人与野蛮人来作解释：第一，人和禽兽的分别。人是会说话的，并且会写字，因为会识字的缘故，所以眼睛即可变成耳朵。可是禽兽则不然，禽兽是不会说话的，即如狮子、老虎能说不清楚的话，但有没有文字符号呢？没有。因为没有，所以禽兽始终是赶不上人的。第二，文明人与野蛮人也有分别。文明人的文字是正确的、清楚的，文法简单，运用便利，且文字公开。再进一步讲，在当初愚民政策实行的时候，还能将它组织起来，以供管理人民的便利；到现代，这种东西才变成大众的工具。可是野蛮人的文字是不正确的、含混的，差不多与文明人的文字全相反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看出来，文字与文明程度很有关系的。

文字符号，重在一个符字的上面，如道士会画符，不必做事也有饭吃。今天某人受了惊吓，即去找他画一张符，送他几个钱；明天又有哪一个人打摆子，又去找道士先生画一张符，挑些米送给他。像这样的事，真多极了！送他吃，供他用，是不打紧，有时他还要骂你这班人无知。可是我们知识分子画符，就不同了，是要帮助大众取得面包，大众的事情大众来管，不过农人也知会画符，虽然他自己不行，他可以叫他的儿子来，每年花了些钱，叫他的儿子去跟私塾的先生学画符去。我们晓得私塾的先生，都是蹩脚的士大夫，因为会画几张蹩脚的符，所以能吃几碗蹩脚饭。如果是聪明一点的孩子，学会了，也可画符。那么，他就叹气说道：“后生可畏！”因为孩子学会了画符，与他的饭碗很有关系。比如每年学东送了他许多钱，一到了过节，又送上些礼物和鸡蛋等等，这都是靠他画符得来的，假如学生也学会了，不是糟糕？所以他时时刻刻怕学生会学到画符，于是想了个方法：不叫学生画符，而叫学生念咒。天天在那里念：“人之初，性本善……”因为这样，哪晓得孩子念了好几年，连信都不会写，账也不会记。农人花了许多钱，原是要孩子能和先生一样会画符，哪知念几年书，信都不会写，账也不会记，又有什么念头呢？倒不如歇歇了，还是回来跟我种田吧！要是叫老年人读书，他说：“我这大的年纪，还读什么书呢？”所以叫老年人读书，更不必谈了。可是真正的读书，只要能作活的运用、不读死书的话，实在几个月的功夫就可念得通。记得工学团里有个学生，他原来只读八个月的书，到工学团里来读了两个月，他就能作五万字的日记。虽然中间别字不免，的确可以出版。可见得活读书的效力之大吧！

总之，文字符号是要和生活一起教，才能会用，这是很要紧的。

（七）近年来中国的农村渐形破产，即使利用小先生教农民识字，但他们都感觉到生活的困难，没有求知的兴趣怎么办？

农村愈破产，愈需要文字符号来打破这种难关。同时，生活即教育不是不要教育，破产的生活，就是破产的教育。

（八）教育是否有救国的力量？

传统教育是变人为少爷、小姐、书呆的教育，也就是一种亡国的教育！

比如讲会考这一件事，也就是传统教育界所展开出来的悲剧！我认为，会考简直就是毁灭民族生命力的一把刀。怎么见得呢？会考里出了许多滑稽的故事，我可以告诉大家：第一件事，广西省会考，个个学生都不及格；而广东省会考，个个学生都及格，这是广东对还是广西对呢？大家想想是不是滑稽？第二件事，绍兴中学会考，第一次是背榜，但到第二次会考，竟然跳到第一，难道一个背榜的学校好得这样快吗？同时，第一次果真坏吗？第二次整个的成绩又果真好吗？这是第二个滑稽！还有第三件事，有许多学校，平常晚上多在十点钟熄灯，到会考时，乃延长到十一点钟或十二点钟熄灯；可是学生还感觉到不够，于是乎把茅厕变成火车站，来开特别快车。中国从前有两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是这班会考的书呆子会告诉你说：“不闻臭中臭，难为人上人。”诸位看：这是由会考演出来的把戏！可是现在师范生也要会考，小学生也在会考，这根本上就是毁灭学生在社会上服务的力量，也就是毁灭民族的生存力！我曾经作了一篇《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我的主张是要停止那毁灭生活力的文字的会考，来发展那培养生活力的创造的考成。创造的考成所要考的，是生活的实质，而不是纸上的空读，这样才是救国的教育。

（九）要想救中国，是否要打倒多福寿多男子的多生主义？

要解答这个题目，可请诸位去看两篇文章。第一是《中华教育界》，大概是三年前，我曾作了一篇文章，叫作《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在那篇文章的上面，我认为要想救中国，应当注意三点：（一）教人少生小孩子；（二）教人创造富的社会，不创造富的个人；（三）教人树立平等互助的世界。第二是几月前子钵先生在《大公报》写了一篇批评的文章，他说陶知行主义生虱子。其实，虱子都是由他自己身上落下来的。第一个虱子，是他说节制生育不是中国的出路，这是个小虱子。第二个虱子，他说陶知行从三十亩地的自耕农出发，是不是大众的代表呢？如果三十亩地的自耕农有代表大众的资格的话，那么，也必然是陶知行本身的社会阶层代表；换句话说，陶知行必定是个三十亩地的自耕农的小资产阶级；而陶知行主义者所提出来的出路，也只是三十亩地自耕农教育的出路；试问还有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怎么办呢？这确乎是个很大的虱子咧！其实，倒不是陶知行主义更生了虱子，因为我所说的三十亩地的农人，只是拿三十亩地的农人作出发点的，就是要说明三十亩地的农人的变动的过程——土地缩小的过程，既然是说明农人土地缩小的过程，自然我可以从三十亩地的农人摊算起，看他如何由三十亩而降到十五亩，再看如何由十五亩降到十亩，更看他如何而自然而然地完全破产。但在这种变动的过程上，我也可以从十五亩推算起，也可以从十亩推算起，并且也可以从雇农倒算上去，其理论都是一样的。我始终以为是“为农不富，为富不农”。这两句话可算是天经地义了。况且我的字典上就找不出“富农”两个字来。这都是子钵先生从他自己身上所找出来的虱子。

再从节制生育上讲，人生的多也就死的多，我们看这种消耗是多么大呢！与其生又必死，又何必多生呢？比如大学生改造社会，必得要发挥其改造社会的力量，自然是到东也可，到西也可，一下子与人谈恋爱了，再由恋爱而结婚，如果是为事业而结婚，那么，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等于三人。可是到后来女子生下了孩子，这叫三个人却变成了一个人。假如男子是在外研办普及教育，到这时，他必时常记挂着家里的女同志、小同志。明明是不能请假，他也要想方设法的请假回家去看看。回家来以后，小孩子抱在身上，一下子又是尿来了，一下子又是屎来了，多麻烦！同时，假若照子钵先生的多生主义，尽量的生，不断的生，那么结果总不免：有的这样死，有的那样死，当然这里要花许多钱。可是自己做事的生活费，还是这样多，并没有增加，哪能够这些开销呢？其实，小孩子生多了，并不只上面所说的消耗。同时又有：如在医院里生小孩子，又有许多小孩子生下来要吃牛奶粉了。这些一来，所收的生活费不是更不够敷衍吗？于是想方设法，找这个借，找那个借，要借上许多人，好容易才能借得几个钱买点牛奶粉给小孩子吃，多讨苦哩！就是农人、工人也是如此。

我的意见、主张，每人只准生两个，如社会服务五年后，开始生第一个孩子；到第一个孩子能到小学读书时，再生第二个；够了，不要再生。

还有，第三个虱子，他说叫农人不要多生，是剥削农人生养的力量。其实，这是为整个国家、民族设想的；同时统所提出来的，并不只是农人，一切的人都是如此。我以为，要想救中国，少生小孩子固然要紧，而对于人口统制也很重要。国家应组织一个人口统制升降委员会。这个人口统制升降委员会，可以根据社会经济情形，随时下令多生。假如中国经济发达，仍然可以多生；再就地域论，人口升降委员会又可颁布特殊的条例，允许人口稀少之边疆的人民，可以多生。如广西人口稀，每人就可以多生几个孩子。总之，人口多不一定是力量，人口统制才有力量。照子钵先生说，不生小孩子，中华民族就会灭亡，这是错误的。比如东印度亡国，是由天然淘汰，并不是人口少的缘故。

最后，目前还有个问题，就是要组织一个中央研究院，研究一个铜板的避孕法，这个也是非常要紧的。

*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1卷，第493—501页。这是陶行知于1934年12月应安徽省教育厅邀请，参加该省的教育会议期间，在安徽大学教育学社谈讲会上的演讲，曾德培记录。原载1935年6月《教育新潮》第4卷第1、2期合刊。同年6月10日《教育周刊》第73期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