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字的新定义

“做学教合一”应集中在一个“做”字上面，这是当然的。因为“做学教合一”的理论，也是集中在“做”之一字。所以必先要把“做”字彻底的说明一番，然后其余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做”字有个新而特别的定义，这定义，就是“在劳力上劳心”。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

我们“做”一件事，便要想如何可以把这件事做得好？如何运用书本？如何运用别人的经验？如何改造用得着的一切工具？等那末，才使这件事做得好。同时，还要想到这事和别事的关系，这事和别事的互相影响。我们要从具体想到抽象；从我相想到共相；从片段想到系统。这都是“在劳力上劳心”的功夫，不如此，则既不是“在劳力上劳心”，也便不是真正的“做”了！

二、“做”与各器官的关系

做事必须用器官。做什么事，用什么器官。耳、目、口、鼻、四肢、身体等都是要活用的。所以有的事，要用耳做；有的事，要用眼做；有的事，要用嘴做；有的事，要用脚做；有的事，要用手做；有的事，要用它们——耳、目、口等一起来分工合做。

中国教育普通的误解，以为是：用嘴讲，便是“教”；用耳听，便是“学”；用手干，便是“做”。这般一来，不但是误解了“做”；也便是误解了“学”和“教”了。

我们主张“做学教”是一件事的三方面：对事说是“做”；对自己的进步或退步说是“学”；对别人的影响说是“教”。做要用手，即学要用手，教要用手；做要用耳，即学要用耳，教要用耳；做要用眼，即学要用眼，教要用眼。做要用什么器官，即学要用什么器官，教要用什么器官。

三、“做”与一般工具的功用

“做”不但要用身上的器官，并且要用身外的工具。“做学教合一”的主张是：做什么事，便要用什么工具。望远镜、显微镜、锄头、斧头、笔杆、枪杆、书本子等都是工具，物虽死而要用活的工具。

中国当今教育界，还有一个更凶的误解是：一提到教育，就联想到笔杆和书本，以为教育便是读书和写字。除了读书写字以外便不是教育。我们既以“做”为中心，那么，“做”要用锄头，即学要用锄头，教要用锄头；“做”要用斧头，即学要用斧头，教要用斧头；“做”要用书本，即学要用书本，教要用书本。吃面要用筷子，喝汤要用匙子，这是谁也知道的。倘使有人用筷子喝汤，用匙子吃面，大家定是不约而同的笑他是个大呆子。但是我们教育界现在何尝不是很普遍的犯了这个流行症？！

中国的教员、学生和一般人的见解，实在太迷信于书本了！他们以为书本可以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他们以为要想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等事体，只要读读书，就可以会了！

书本固然是个重要的工具，但书本以外的工具还多着呢！你们试看一般的学校，专重于书本之传授，所以讲书便成为教；读书便成为学；而那用锄头、斧头的等便算是做了。

这是“做学教”分家。他们忘记了书本也是“做”事所用的工具，看不出是和锄头、斧头一样的东西，于是就成了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误解了！

做一件事，要想干得好，须用锄头的便用锄头；须用斧头的便用斧头；须用书本的便用书本；须合用数样、数十样工具的便合用数样、数十样的工具。我们当然不是排斥书本，但决不许书本做狄克推多① ；更不许书本与“做”脱离关系，而成为所谓“教学”的神秘物。

四、公共的中心

“做学教合一”，有个公共的中心，这“中心”就是“事”，就是实际生活。怎样是实际生活？说得明白点，就是日常生活。积日为年，积年为终身，实际生活，便是人生的一切。分析开来，战胜实际的困难，解决实际的问题，生实际的利，格实际的物，爱实际的人，求实际的衣食住行，回溯实际的既往，改造实际的现在，探测实际的未来。这些事总结起来，虽不敢说概括全部人生，但人生除了这些事还有什么？在做这些事上去学、去教，虽不敢说有十分收成，但是教成的与学得的，必是真本领。实行这种教育——做学教合一——的学校或社会，虽不敢必进步一日千里，但是脚踏实地的帮助人类天演历程，向上向前运行，决不至于落空，那是可以断言的。换言之，决不致教育人类和社会没有进化或致退步，这是“做学教合一”可以自慰而慰人的。

五、教育是社会经验之改造者

“教育是传递社会的经验。”这句话不能概括一切教育。假使教育是仅仅把社会的经验传递下去，那就缺少进步的动力。所以与其说“教育是社会经验之传递者”，不如说“教育是社会经验之改造者”。

教育上之所谓经验，原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人类全体的。但是经验无论属于个人或人类全体，决无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可能。我们至多只可说：有些社会经验，是不限于一时代、一地域的。经验又有直接和间接的分别，然是不可否认的。

六、接知如接枝

直接的经验，就是真知识；真知识是要安根在经验里的。但是样样的知识，都要从自己的直接经验上得来，这是大圣大贤也势所不能的。因为我们若抹煞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而不去运用，那真可算是大呆子了！

例：比方某甲因触电而几至毙命，这是某甲从经验里得来的真知识；假使某乙在旁见了，他不知运用某甲的经验，而自去触电毙命，事前不会用某甲的经验来求避免以致枉死。我相信这样的大呆子，连枉死城中也不易找得出的“凤毛麟角”吧！我们应该知道。在“做学教合一”的原则下，最重大的问题是要如何运用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使它成为我们的真知识，而不要成为我们的伪知识。

例：比如接树，这一种树枝，可以接到别一种树枝上去，使它格外发荣滋长，开更美丽的花，结更好吃之果。

如果把别人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真知识，接到我们从自己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真知识上面去，那么，我们的知识必定格外扩充，生活必可格外丰富。不过，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部分。

这样一来，别人的知识在我们的经验里活着，我们的经验，也就要生长到别人的知识里去开花结果。至此，别人的知识便成了我们的真知识；其实，它已经不是别人的知识而是自己的知识了。倘若对于某种知识，自己的经验上无根可找，那么，无论如何勉强，也是接不活的。

以上便是“做学教合一”原则之下的所谓“接知如接枝”的道理。简言之，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从自己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做根，然后才能把别人的经验接得上去。假使自己对于某事毫无经验，我们相信他决不能运用或了解别人关于此事的经验。

七、举一知万

人类全体的经验，虽和个人有些分别，但是我们必须有个人的经验做基础，然后才能了解或运用人类全体的经验。我们必须以个人的经验做基础，来吸收人类全体的经验。孔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荀子曰：“以一知万。”无论他是“一隅反三”，或是“以一知万”，我们可以知道那个“一”字，必定是安根在自己经验里的。我们更应该知道：自己经验里的“一”，是一切知识的起点，有了这个“一”，才能收“三反”、“知万”之效。

墨辩分知识为：闻、说、亲三种。“说曰：‘知，知传受之，闻也；方不章，说也；身观焉，亲也。’”② “闻知”，是别人传授进来的；“说知”，是自己推想出来的；“亲知”，是自己经验出来的。依“做学教合一”的理论说来：“亲知”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没有“亲知”做基础，“闻知”和“说知”，均系不可能的事体。——因为没有“亲知”作安根。

八、以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为证

现在可以引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一事为证：如果我们很正确的知道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的经过，恐怕要请国民政府效法西班牙王，拨下一只大帆船，横渡大西洋才行。即使这样办，我们也不能得到完全与哥仑布相同的经验，因为现在的情形和我们的同伴，决不能和哥仑布那时候一样。

可是，我们为什么这样正确的知道他发现新大陆的经过？即使是探险家，也不须复演这套老把戏；现在已有更好的海船和工具，决不致发呆气去模仿哥仑布。“做学教合一”的理论，既不曾主张普通人去模仿特殊人物的特殊事业。“做学教合一”的实际，也不曾主张现代人去复演前代人物之过去事业。

那末，所要知道的，是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的大概情形和影响。但是，要使人知道这件事上，便有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是迷信书本的记载，别人的演讲以及所有代表经验的储藏库，以为只要读哥仑布的书本，听哥仑布的故事，便能十分明白，再也用不着任何直接经验了。

一种是确信直接经验为了解一切事实的基础，所以要想大略了解一切事实的基础，要想了解哥仑布之发现新大陆，也必要各个人的直接经验做基础，才能了解别人所写所讲的哥仑布故事，才能推想到哥仑布当年的航海情形，想象出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的影响。

假使只知运用书籍演讲，那是和第一种迷信书本的记载，迷信别人的演讲的人，简直是“半斤八两”。所以他若能进一步审查那用以了解书本演讲中之哥仑布个人直接经验是否充分；如不充分，他便认为他的第一责任是使学生在“做”上补充这种经验，然后再叫学生去看书、听讲、推论。否则，那便是“耳边风”，或是“走马看花”，决定接不上丝毫真知识来。无论你说者说得“天花乱坠”，写的写得“满纸琳琅”，终生不出半点影响来的。

用以了解哥仑布发现新大陆所需的直接经验是什么？这可不能一一数出，只好提要列举数种：坐过帆海船，渡过海，在海里遇过大风暴雨，受过同事阴谋加害，看过野人生活，住过荒凉大陆……诸如此类，都是了解哥仑布故事的直接经验。如果没有渡过海，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要渡过湖；再其次，也要渡过江；更其次，也要渡过河；万不得已，也要看过池塘。倘使没有坐过海帆船，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要坐过鄱阳湖里的民船；再其次，也要坐过秦淮河里的花船；更其次，也要坐过西湖或湘湖里的小划船；顶顶起码，也要看过下雨时，堂前积水上之竹头木屑，在水面上如何如何的漂泊。倘使这些直接经验，一点也没有，那我不知道他们打从哪里来会懂得哥仑布之探险！

九、以火星为证

火星里的生活，必须到火星里面去过，才能知道清楚。假使我没有去，但至少也要有人到过火星回来，把火星里的生活告诉我，同时，我又有足以了解这生活之基本经验，才能间接知道清楚。

但是，如今还没有人到过火星，那末，火星里的生活，是决没有知道清楚的，关于火星的事，现在知道最正确的，也不过是用望远镜所能看到，用算术所能推算得出的知识而已。最大的天文学家，也只能承认他对于火星只知道一点皮毛。虽然只知道这点皮毛，但“做学教合一”的天文学家，必定要在天文台上，用望远镜及高等数学，在“做”上去求得关于火星的知识。万一得不到望远镜，也至少要用肉眼对着火星去考究。关于火星的书，他是要看的；关于火星的演讲，他是要听的；但他必定要得到最好的望远镜看一看，才算甘心！不然，他假使一有办法，必定要到火星里去与火星人共同过一次生活，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

十、以空气为例

分子运动、原子运动、电子运动等都是科学家从研究物质上推想出来的理论以解释种种物质的现象。我们要想真正了解这些理论，必须从研究物质的现象入手。在研究物质的现象上“做学教”，是了解这些现象上的理想中最有效的办法。倘使真要拿分子运动里的生活来说明“做学教合一”，我们便可举空气为例：分子运动速率增加便觉热；速率减少便觉冷。我们要想明白分子运动的速率，这气候的冷热，却是眼面前一个最显明的例子。

十一、以飞机无线电为例证

飞机和无线电的知识，可分为二级：第一级是制造的知识。制造飞机和无线电的知识，都要从制造上得来，方为有效。他要在造上学，在造上教，才能一举而成。若单在书上学，在书上教，等到造的时候，势必重新学过，则以前所学的等于耗费了！

第二级是要了解知识。这级知识，可从别人那里或书本上的经验得来，但学的人，必须有些基本的直接知识才能接得上去。这些基本的直接知识，都是从“做”上得来的。倘使没有从“做”上得来的基本的直接知识，那么，书上所写的飞机，嘴里所讲的无线电话，都与学的人漠不相关。

十二、“做”是学教的基础

有了上面的总解释，我们可以相信“做”是“学”、“教”的一切之基础。那就无往而不应在“做”上学，“做”上教。但是人生几何，至多亦不过百年已耳。事实上哪里做得完、学得完、教得完？我们只要遇一事则估量其价值，拣那对人生最有贡献的、最合乎自己的才能需要的去做、去学、去教。

那不能参加的只好不参加，不必需要的就不要，不能做的也只好不做。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人生既为一大事而来，就该做一大事而去！只要在“做学教”的立场上，打定“做”的基础就是了。

十三、以牛顿为证

牛顿看见一个苹果落下地上，便发一问：“为什么这苹果不向天上飞呢？”从苹果下坠推到一切，于是想出万有引力的理论，以解释这些现象。牛顿看见苹果下坠，便是用眼做；他从苹果下坠，就推想到一切，以至想出万有引力的理论，乃是用脑做了。

十四、阳明学说之悖谬

王阳明先生虽倡“知行合一”，但是不知不觉中，仍旧脱不了传统的知识论之影响，又误于良知之说，所以一再发表“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言论③ 。

“做学教合一”的人，都知道这种见解，愈研究愈不对。余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此种议论，恰与阳明先生相反。

谁也都知道：古今中外所发现第一流的真知灼见，实无一不是从“做”中得来。哲学家之发明学说，宗教家之创立教义，何尝有一例外？上面所说的牛顿已是一个铁证。兹更引二三中外哲人，以资说明：

1.孔子少贱，故多能鄙事。他入太庙，每事问。晨门称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多能鄙“事”，每“事”问，知其不可而为之，便是孔子发明他的哲学之根源。

2.达尔文、瓦雷士② 的天择学说，不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也不是从脑筋里空想出来的；乃是在动植物中，经年累月的一面干，一面想，干透了，想通了。然后才有这样惊人的发现。

3.耶稣基督、释迦牟尼之创立教义，也不是凭空冥想出来的。试把佛教经典及基督教的《新约全书》，打开一看，便知道他们所阐明的教义，并不是整套同时公布出来；他们是在众生中，随行随明，随明随传的。

由此，我们可以下一结论曰：“哲学起于怀疑，‘宗教起于信仰’；怀疑与信仰，都是应生活需要而来的，都是在做学教合一上面发现的。”

十五、不承认精神与身体分家

我们既以“在劳力上劳心”算为“做”的定义，当然不能承认身体与精神分家。自动的涵义，便是同时具有力与心之作用，即同时要求身体与精神之合作。“做学教合一”，既是人生之说明，所以人人都在做，都在学，都在教。但是“做”错了，学与教都跟着错。

怎样会“做”错呢？错用目的，错用器官，错用工具，错用方法，错用力量，错走路线。……这些，都会叫人做错，即会叫人学错、教错。

“做学教合一”的要求是：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做一件事。就免不了这三方面。所以，“做学教”是有连环性的。

十六、以革命为证

革命这件事，要怎样“做”才能成功？这是我们要首先考察明白的。我们试分析起来，觉得要想革命成功，须有种种条件如下：

1.适应现代中国需要之主义；

2.忠勇廉洁爱民之领袖；

3.纪律严明、器械精良之武力；

4.特具独立发明之学术；

5.开源节流之财政；

6.训练自立爱国民众之教育；

7.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8.贴标语；

9.游行等等。

假使革命要满足这些条件才能成功，那末，革命“做学教”就该在这些事上整个的“做”着；在这些事上整个的“学”着；在这些事上整个的“教”着。

倘若把头几样撇开，只以“贴标语”、“游行”为能事，做虽是做，却是做错了！因为把以前几样抛开，这是忘本的。所以你在“贴标语”或“游行”时，在这“做”上，至少须把以前的条件“学着”、“教着”，那么，方才发生效力，否则，是徒劳而无功的！

十七、做学教原则下的看书

“做学教合一”的学校，看书的时间，是有规定的；所看的书，也有一部分是指定的。但比别的学校，要自由得多。所以对于书籍，有一条方针：做什么事，用什么书。它——做学教——极力反对为读书而读书；它——做学教——极力主张为做事而用书。

但是它——做学教——现在尚是摸黑路，天天向着光明大道上跑。它——做学教——想依据生活历程，编辑一个最低限度的《用书目录》，将来编成以后，看书和用书，就可以上轨道了。

在“做学教合一”的学校过生活的学生，只要谨守“在劳力上劳心”的原则，自然能从具体归向理论，能从片面走向系统了。

十八、技能与知识

谁也都知道，技能与知识是分不开的。铁匠或木匠司务，只会把徒弟教成一成不变的铁匠或木匠，一式一样的永久不知变化。这是实未足以尽教育之能事。

1.因为中国的一般铁匠、木匠，实在是有一部分教错了。从粗枝大叶、荦荦大者来说：“他们只知‘劳力’而不会‘劳心’。”以致技能与知识都不能充分发展，形成不进则退的病症，长此以往将焉能与这二十世纪物质文明的时代相角胜？

2.因为他们除了呆板的职业训练以外，其余关于人生需要的教育都被漠视了；应具的ABC知识，也都被在遗弃之列了！这又是一桩多么危险的事体呀！

假使中国的铁匠、木匠，都“做”的不错，“学”的不错，“教”的不错；能在“劳力上劳心”，各方面生活需要都能顾到；那末，铁匠、木匠所应受的教育，便是人人应受的教育了。

王木匠要有技能和知识，也如同达尔文要有技能和知识一样。达尔文假使没有辨别物种变异的技能，便不能发现天择的学说；王木匠若没有由克雷地的几何知识，便要做出七歪八斜的桌子来。

可是，王木匠和达尔文有个不同之点：王木匠把知识化成技能；达尔文却用技能产生知识。不过，王木匠倘使能用知识所变成的技能，进一步去产生新知识；那么，王木匠亦可成为达尔文一流的人物了！

假使达尔文停止在观察生物的技能上，而不能用它去发现天择学说；那末，终达尔文之身，也不过是王木匠的兄弟罢了！

十九、几个总纲领

“做学教合一”的理论和实际：要说到它——做学教——的精微处，就搜罗普天地的万象，集合中外古今的宏哲，实难以究其奥博；要说到它——做学教——平易呢，即妇人、孺子、村夫、牧童，也能知能行。换言之，只要你用抽象的眼光，旁观的态度，留心去观察，则一举措间，一瞬目中，均无往而非“做学教合一”！现在且将几个总纲领写在下面，俾供参阅：

1.“做学教合一”，是全人类生活进程中的ABC。

2.要想获得人类全体的经验，必须从“做学教合一”始；从“做学教合一”终；与“做学教合一”共终始，那才最有效力。

3.生活教育，就是“做学教合一”。

4.除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猪仔式的人生观者外，谁也时时刻刻都须有“做学教合一”的心念。

5.“做学教合一”的生活法，是有意义的，是要“在劳力上劳心”的。

6.“做学教合一”，是有连锁性的：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

7.“做学教合一”，不但不忽视精神上的自动，而且又有身体上的自动。因为有“在劳力上劳心”，脚踏实地的“做”为它的中心，所以精神便随这“做”而愈加奋发有为。

*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1卷，第267—279页。

【注释】

①狄克推多　意译“独裁官”，后泛指独裁者。

②瓦雷士（Alfred Rusel Wallace）通译华莱士，英国生物学家。

③王阳明教他的学生徐爱，“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参见《王阳明全集》上卷，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