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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

1916年

在教会学院,如华西协合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以及金陵大学,那种独具特色的信仰和信条的宗教教育已经被引进的其他同属一系与宗教有关的教育所取代。尽管与宗教紧密相关,但诸如有神论哲学、比较宗教学、科学与宗教哲学、宗教与国家、宗教社会史,以及宗教和道德的教育等等都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宗教教育。他们本质上是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研究。因此,很自然地,上述这些学校正在用其他东西取代这些充满活力的课程。它们自身也自然的形成了一个更加自由的团体。这个团体包括华西协合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以及沪江大学。一项对这些机构多年的研究得出一项结论,他们似乎在步美国教会学院后尘。美国原有的教会学院已渐渐发展成为非教会私立大学。

保守的集团由之江大学和东吴大学组成。除了传统的宗教教育课程外,这些大学无意于引进任何其他课程。他们所教授的课程常常是关于新约全书中的四《福音书》、《使徒行传》、旧约全书的预言书等等,但不超出新旧约全书的范围。然而,为公正起见,有必要再次说明的是,本文中所引用的这两所大学的课程目录出版于1912因而自那以后的可能的改进是我们想得到的。但是,就1912年的情况而言,资料的真实性足可证实我的这个分类。在课程设置上,即使是极端保守的教会大学,如美国的乔治敦大学、圣奥拉夫大学,也要比上述两所学院更自由。东吴大学平均分配给宗教教育的时间甚至比圣奥拉夫还要多,如果不是乔治敦大学更多的话。

关于道德和宗教的教育理论

1.道德与宗教教育的心理学基础。宗教和道德的教育都是由共同的心理学规律所主导的,具有相同的心理学基础。在人类生活的极早阶段,我们继承了很多明确的取向,以便在特定形势下实行,同时具有明确的目标、这些明确的取向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人类的本性。在这个概念形成后,对其产生作用的各种力量都被认为是环境的力量。索恩迪克教授主张,人的本质——人是什么,做什么——是其本性以及环境力量的持续不断交替影响的结果。这种观点开创了情景—反应联系理论。这意味着,在某种特定的本性与某种特定的环境存在着天然联系。例如,我饿了而面前有一碗饭。我对它的本能反应便是吃掉它。现在,假设其中某个因素改变了,比方说我不饿了,那我对这碗饭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因为情况已经改变。品性也只不过是以类似方式逐步形成的习惯性的联系。因此,道德和宗教教育的问题就在于形成我们所希望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介于某种形势与某种本能或对应的一系列本能之间的。任何一种本能的价值就在于它在特定形势下的作用。在道德与宗教领域,取决于它自身在社会环境下如何起作用。随着社会环境在文明程度上的提高,人类的某些本能,比如性冲动,它在人们生活中是最普遍而基本的,然而,任其自由发展是与当前的社会环境不协调的,因而必须加以限制。其他本能,比如愤怒等,绝大多数时候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有害的,需要加以消解。最后,我们有各种各样有益的本能,诸如社交、合作,需要予以加强和充实。因此,学校对于孩子品格的形成肩负的义务就是限制、重塑、劝导、加强、丰富与发展他们的各种本能,以便他们能以一种谐和上进的方式适应社会环境。

现在,为了明智地履行这个任务,我们必须认识到三个规律。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兴趣这样一个规律。当孩子的态度是愿意行动并有机会那样去做时,他就会满意。相反,他没有作好准备而被强制行动,或者已作好准备却不允许他行动,这两种情况都会让他不满或恼怒。因此教育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激起被教育者的兴趣。当我们涉及宗教或者内心信仰时,这个兴趣原则尤其重要。任何外部的对孩子内心的强制都会引起孩子对抗性的反应。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用进废退这个规律。当在环境与反应之间建立起某种可改变的联系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联系的强度会因之增长,反之则会消退。以吸烟为例。当我们的嘴唇一碰到香烟,一种关系便会产生。我们越是频繁吸烟,我们和香烟的这种关系就会越牢固,直到最终这个纽带变得坚不可摧。另一方面,打破任何一个坏习惯的方法便是不再建立任何关系。

最后是要注意效果。当环境与反应之间有弹性的关系被建立,且伴随着或紧跟着的是满意的体验,这种联系就被巩固了。但如果伴随着或紧跟着的是烦恼的话,这种联系被削弱了。这是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准则。它仅是暂时的和知觉的满足。这种短暂的感官愉悦是恶习赋予一个人的使其不得解脱的原始本性。应用这个效果法则,我们可以把感到愉悦的状态与那些对社会和其他人有利的事物联系起来,把烦恼的体验与不受人欢迎的行为联系起来。这是道德培养最有效的途径。然而,这三种规则是互相关联的。除开兴趣原则,人们可能发明多种竞赛和惩罚来作用于孩子的心境和“过程中的兴趣”,而这在学校实践中是最值得谴责的事情。

2.社会学基础。随着我们对社会学基础讨论的不断深入,心理规则的作用更加明晰。毕竟,个性只能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而形成。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诚实,什么叫卫生,什么叫信仰,除非一开始他就有了经验。仅仅靠在陆地上学会了几个动作,我们是不知道怎么游泳的。如果我们想学会游泳,我们必须在水中游。因此这就是行动。如果我们想知道如何在社会上表现良好的话,我们就必须参与到社会当中去,去找寻道德的意义,去获取判断力,以便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下通过已有的经验知道应当怎么做。总之,学校,整个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道德和精神上的理想都会起作用。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阶段。因为我们绝大部分时间在以书本和言辞而很少以积极的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来给孩子传授美德与信仰,我们必须承认现有的方法还远远不够。当一个六岁小孩开始学习孟子或保罗时,他可能表现得理解了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上那很肤浅。荀子在批判正规教育时说:“普通人的教育从耳朵进来,从嘴巴出去。所以这只有四英寸深——耳朵和嘴巴的距离。”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说,道德估计是能确保良好的行为,而且任何以意想性运动理论为基础的教育其结果必然令人失望。对于教会学校宗教教育上的基督宗教和儒家伦理学,我们很少或者不能找到冲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校对这两者都是形式上进行讲授而没有实际的参与,于是对行为没有多少影响。

再者,我们努力塑造的小孩子的品格一直处于发展中,他在社会中成长,他的经验处在“不断的重构”状态中,他的兴趣和态度都时刻变化。根据巴德文的说法以,孩子先是把外部事物和自己区分开,然后是把外界事物分成人和无生命的物,第三个阶段是试图表演和模仿前者的行为。通过模仿,小孩子亲自了解并感受到别人的心理,因此为别人影响自己的行为提供了机会。

在这样一个影响的作用下,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行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首先,我们有本能行为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小孩子的行为只因疼痛和喜悦的影响而变化。再由此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本能的冲动和行为因社会环境的或多或少系统化的奖惩的影响而改变。第三,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我们的行为主要取决于自身对社会褒贬的预期。最后,在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理想调控行动,人们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不顾及他的周边社会环境的赞扬或者贬低。对于我来说,第四个阶段意味着成为“好牧人”(耶稣基督的称号)。这可以理解为:“我是好的牧人——我为信徒而放弃生命——我的父亲因我献身而深受我,我将因此重生。”到此程度,任何事情都是顺理成章的。且继续看吧:“没有人可以剥夺我的生命,我是自愿献出生命。我有权奉献它,也有权重新取回它。”这是如此高尚的道德力量,以至于我们必须把它当成我们发展的最终目标。那些肩负塑造孩子行为责任的人们必须对这个从第一个阶段到最高阶段的演进顺序烂熟于心。当行为有时是孩子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时,他们必须运用自身的影响,采用适当的素材,以使孩子能够不断的取得进步,直到达到最高的首先阶段,以及他能照顾他自己。

3.实用主义基础。与道德和宗教教育的社会学理论紧密联系的是这个问题的实用主义方面。在学与做当中,知道与行为之间是统一的。知识是概念和行为的指导,因此行为是知识的人格化。脱离行为的知识是空泛的知识,没有知识的行为是盲目的行为。这两者是一体的,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离开其他而单独获得。因此,所有的课程、教室与管理方法必须着眼于性格的最终形成,因为所有的知识与行为有关。所以,所有的科目与教育方法,因其具有累积影响,必须对健康个性的形成作出贡献。

以历史学习作为例子。学习历史就是根据对过往绝对经历社会因果关系的研究,调整现在的行为,为未来的行为提供指导。因为它与人际关系有关,历史课的教授涉及道德目标。又由于它与对精神理想的契合有关,历史不免带有宗教色彩。对其他科目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因此,如果学校在所有课程中能够采用合适的材料和恰当的方法,将能够而且必然能够对品质形成起到最大的综合效果。提供某些课程以净化心灵,而提供其他一些课程培养良好的行为,这样一种尝试犯了原则性的根本错误,因为它建立在知识与行为脱节的基础上。公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的道德与宗教课程体系也难免受此诟病。唯一的补救措施是改进教育与管理的素材和方法,以便道德和宗教的元素能与整个学校系统融为一体。采用的当以心理规律为指导,采用的材料应当着眼于社会需求,两者的融合过程应当是注重实效的。

至于教会学校,我必须不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即,世界可以不要圣经了。根据刚才阐明的观点,圣经可以当作一部人类信仰的发展史来研究,基督的生平可以作为交谊中人格的顶点来学习,我们并可由此见上帝本身。

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认识孩子的天性,必须认识这一工作的社会重要性,必须提供给他们实际参与的机会。根据其发展阶段,孩子必须被引导去接触各种各样的社会困境,包括贫病以及经受磨难。他必须被引导到与耶稣感同身受并做耶稣曾经为人类所做过的事情。一言以蔽之,必须将他置身于社会的爱、服务、奉献的火热环境当中,并教化他去主动地爱、服务与奉献。

*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2卷,第16—31页。此稿由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何荣汉提供英文稿,敬一含译,吴琴南校。原载于北美基督徒学生会学报《留美青年》第3卷第1期及第2期(1916年11月,19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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