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已初秋，假期将满，国内各级学校当局乃特显忙碌。一方面忙于招考，一方面复忙于筹备开学；聘任教授也，编制课程也，通告学生也，种种准备执行其神圣之教育任务之忙碌情状，皆在吾人意想之中。记者偶检昨日本报刊登各校之招生广告，得数六十有五校；复一一检阅，八月十四日北平晨报，得校三十有九。此登载广告之学校，十之九都在上海及北平，或且尚有未登者焉！以此推至各省各埠，则在下学年中青年之就学者其将增添若干人，盖无可疑。吾人据民国十七年教育统计：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学生为一九四五三人，中学学生为二三四八一一人，即就中学生而论，平均尚需一千七百人中方能有一人，小学生为七百余万人，但学龄儿童失学者，尚有三千五百万人以上，全国文盲据约计为百分之八十。就此点而言，则姑无论教育之方针如何，功效如何，结果如何，就学青年数量之增多，即国内文盲数量之减少，此应成为可喜现象之一。
虽然，教育之功能，就其大者而言，为立国之大本；就其小者而言，亦为如何导引国民精神生活与实际生活臻于健全与畅遂之关键。教育对青年所负之责巨，对社会对国家所负之责更巨！然而此艰巨之责，就事实言，过去已否尽了？大抵一般人士皆能作答。唯教育之责巨，唯过去教育之效率低，惩前毖后，鉴往追来，故记者不得不于新学年开始。学校招生，大批青年就学之际，谨以数事商陈学校当局：
（一）招生之动机，是为照例，抑有事先计划？招生之目的，是为学生？为社会？抑为学校？或其为个人？
（二）投考青年是来自各个社会层，抑有所偏倚？如其偏，则教育为畸形，教育之效能亦为畸形。此畸形之现象，将听其自然，抑亟谋有以补救？
（三）今日招学生入学，是否已计及将来学生出路？即学生将来毕业而后，在社会应做何事，可做何事，能做何事诸问题，是否曾有事先之筹思？
于此记者有须郑重声明者。上陈三点，绝非对个人而发，其目的纯在于求改进教育，增进教育之效能，切盼读者勿以辞害意，至其理由，容当续言。
（二）
唯勇者乃能承认事实之真相，唯智者乃能从事实中求出路。今请就昨评所提出之三问题，加以事实与理由之申述，非敢故意求瑕索疵，其真实用意，乃在于从过去事实之真相中辟开今后广坦之出路。
第一问题之提出，其中心意义，在于希望负教育之责者，重视教育，有责任之自觉。就事实言，过去学校招生，大部分或为“照例”，或为“为学校”。所谓“照例”者何？学校之所赖以延续生命者，厥为班班相承之学生，故有一班旧学生毕业离校，即应招一班新学生补充，新陈代谢，以绵延学校生命至于无穷。然而问其于招生之先，曾否计及社会需要何种人才，学生能有何种出路？如何教？如何使学生蒙受教育之实益？如对者能掬诚作负责之答复，吾人敢断言能于招生之先，曾计及上述诸问题者，百中或仅有一二焉！此为“照例”：即照例招生，照例教学，旧学生照例毕业去，新学生照例招进来。循环的照例，照例的循环。除照例外，教者学者都无所谓“招”与“就”之责任也！所谓“为学校”者何？本月十八日朱经农先生在北平世界学会学术讲演团讲演《教育的歧路》中有云：“有多数私立大学招生时，抱来者不拒主义，完全靠学生学费。”又曰：“有某大学学生读书一年，即可毕业者。”朱君为前任教育部次长，言当可信。此种招生之动机，为学生乎？为社会乎？为国家乎？抑为学校乎？明眼人自可作答。照例招生者为不负责任，为学校招生者，则更为使学校市场化，使学生原料化。“照例”招生与“为学校招生”，在学校当局，毫无所损，或且有益，然而其将何以善社会之后？接将何以善学生之后？此记者之所以提出第一问题也。
第二题之所以提出，其中心意义，则为希望教育能普及，不至继续畸形发展之现象。何以言之？近世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日趋破产，中农以上，日渐破落，中农以下，更趋于无法生存；然而另一方面，则教育费用，小学每年需费数十金，中学二三百金，大学则更达五六百金。多筑校门，唯城市上层社会之子弟，乃能跨过，其日渐破落之户，即或以剜肉之方法，忍痛送其子弟入学，然而其能不中途辍学者无几也！其幸而能受尽中等教育者更无几也！至于无法生存之贫苦群众，则更终其身，以至终其子子孙孙之身，唯有高山仰止，对龙门长叹而已耳！故不久以前，上海曾有因无法为儿子筹措学费而一死以谢之父亲。故我国内拥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之文盲，事之不平，孰逾于此！影响之大，又孰逾此！今年灾遍全国，民更苦无死所，而学校之招生如故也！学生之来自何种社会层，顺亦曾予以注意乎？或曰：此为政府之责，非学校所能顾及者也，是诚然矣！然而否否。改进社会制度，改进教育行政，使国人都有受教育之机会，政府之责也！吾人暂且置不论列：就力之所能及，为可以深造之贫苦子弟谋可能之就学机会，则学校当局之责也！岸然道貌，举目但见富裕阔绰之学生入学，贫苦父兄之苦脸不见也，贫苦子弟之饮泣不闻，则教育非为公物，而为一部分人所私有矣！教育乃呈其缺陷矣！此记者之所以提出第二问题也。
（三）
第三问题之所以提出，其中心意义，在于希望确立教育之方针与目的，使其合于实际，合于现代，尤其合于现代我国家社会与人民共同之需要。今日我国家之病，在于贫；人民之病，在于无知，无生产之学识与技能的知识，贫与无知托出呈现于社会表面者，乃为混乱，为骚扰，为种种之天灾与人祸。故今日教育之任务，不在于徒搬东洋西洋不合我国情之教育原理、主义、学制，重演于我国，亦不在于造出少数出类拔萃，装饰体面之人物，而在于授予人民以实际适合生存之学识与技术，使个人能持以为生，国家与社会能赖以进入建设与进化之途。然而今日教育之所表现者，大学教育徒为少数富裕子弟之装饰品，徒为富裕子弟转入仕途猎取功名利禄之阶梯。唯其目的仅为装饰也，故教者放任，学者荒荡，选举“皇后”，竟成时尚，悠游歌舞，亦成风气。唯其目的为从事政治也，故学校遂成为角逐之场，成为政治斗争之实习地，排此迎彼，风潮迭生。至于中学，则绝无其独立性，似乎纯为升入大学之准备。唯期纯为准备升学，故所学与实际生活隔离，而纯为书本上之装饰知识。唯其无独立性，故除少数富裕子弟能得升入大学，以完成其装饰门面与猎取功名之美梦外，多数无力升学学生，遂流为一无所能一无所用之高等游民，强者乃铤而走险，弱者遂厌世自杀。曾有人批评二十年以来之教育，为改“土八股”为“洋八股”，改“土科举”为“洋科举”，为小姐少爷之装饰品，缙绅先生之娱乐品，与一般人不发生关系，即与受教育者本身生活，亦毫无关系。此种大胆之暴露，固指前五六年之情形而言，然而吾人试一检阅今日教育界之实际情形，如不强自掩饰，则五年前后，有无进步，吾人殆将惭作无以自答。质言之，今日之教育，为拉青年出社会，与实际生活分离，而非引青年入社会，以解决其本身及社会一切问题；为提高青年生活之欲望，走入奢靡无能无用之绝境，而非导青年走入生产与建设之坦途。故愈教而国愈贫，社会秩序愈乱，人民乃愈苦痛！职业教育会议宣言中有云：“今日之匪之八九，皆为兵；共产党十之八九，皆为学校毕业生”。青年同感无出路，同感生之艰难，环境所激，思想随之而转变。近两年来“思想国难”为不可掩饰之事实，而当局不求诸教育（自亦非教育单方面所能解决），徒诉诸政治！政治之裁制愈严，无出路之群众乃愈激而恶化，教育已失其效能，而教育者则依然继续从事于“为教育而教育”之教育。此种现象，至为可痛，今后如不求所以改进之道，则青年将永无出路，青年思想亦将永无可解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严刑峻法，将安所施？固然，此种现象之造成，不仅由于教育。要之教育之使命，为对现实求进步，为追求比现实较高较远之理想。现实如此，教育家安所辞其责，此记者之所以有第三问题之提出也。
（四）
教育家时时在教育青年，而同时其本身又时时在受现实环境之教育。故现实环境，即现实事实，实为教育家正确而有力之批评，亦即为教育家正确而充实之教材。教育家应基于本身之责任，而接受客观的批评，更应依于时代的要求，而接受事实的教训。
上提三问题，吾人已加以事实与理由之中述矣。往者不必咎，如何打破现实？如何加以改进，乃为今日教育家当前之重责，记者仅更述管见，藉贡刍荛。
关于第一问题所述现象之改正，其重心端在于教育家之本身。教育家应时时体念其本身对于民族社会前途所负之重责，重视教育，重视责任。此种责任之自觉，要为教育家之基本道德、基本条件。如能重视教育，则不至以教育事业为解决生活之工具，以学校为互相攘夺之政治舞台，以学生为利用与嗾使之争斗武器。如能重视责任，则不至以敷衍保全地位，以优容接纳学生，保守现实，或更辩护现实。夫使教育家重其所事，重其所负之责，处处为学生着想，为民族与社会着想，时时作自我之批评，时时接受环境与事实之教训，则教育上之一切设施，自皆能有确定之目的，事先之计划，教育之效能，自亦应时代之要求而增高。
第二问题所述现象之改正，在于教育家应时时环顾其四周之贫苦大众，时时顾及四周之贫苦子弟，时时注意及中华民国约法第五章第四十八条“男女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之规定。固然，教育机会平等之实现，要非教育家一方面所能为力，但最低限度，教育家应尽其心，尽其力，为贫苦子弟多造求学机会。清光绪三十二年以前之书院与学堂，不特不收学宿等费，而且有膏火等之津贴。虽清代之谓学堂，同为愚民政策，而其普及予贫苦子弟以求学之机会，则亦实有足多者在。往事未远，现在何以遂不能仿行，示世界各国以中国特立独立之精神？退一步言，在约法第五十七条中曾规定有“全国公私立学校，应设置免费及奖金学额，以奖掖品学俱优无力升学之学生”之明文，切实遵行，即所以为贫苦子弟造机会，亦即所以尽其心与力。目前国内南开、东北两大学，已设有奖金学额，负有教育之责者，其曷急起而声应！
至于第三问题所述现象之改正，应切实使教育中国化，应求其合于我国之国民经济实力，合于我国之社会状况，合于我民族与社会之切实要求，此问题在国民会议所议决之《确定教育设施之趋向》一案中曾有痛切之指陈，同时曾有：“中小学教育应体察当地社会情况，一律以养成独立生活之技能，与增加生产之能力为中心，务使大多数不能升学学生，皆有自立之能力。”及“社会教育应以增加生产为中心目标，就人民现有之程度与实际生活，辅助其生产知识与技能之增进。”等教育方案之确立。方案既定，力求实行，则教育家之责也，亦即所以改正第三问题所述之现象也。
凡上所述，固都为今日我国政治问题中之一部分，但整个政治问题未得适当之解决以前，此种关系民族前途至大之部分，固亦不能不竭吾人之心力，以求其改进。在上吾人已有言“教育之使命为对现实求进步，为追求比现实较高较远之理想。”最后记者仍谨郑重以此意献致今日我国之教育界。
*选自《陶行知全集》第11卷，第294—300页。原载1931年8月19、20、22、23日《申报•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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