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辉同志:
大札谨悉。
把46年《文学杂志》复刊作为三十年代京派的复出,我看也可以,但不一定十分准确。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有些并非在京的作家,这个杂志的“派”的色彩不那么鲜明。投稿的人也并无比较一致和接近的文学主张。把我算在“京派”里也行吧。严家炎先生就有类似意见,曾当面和我谈过,我没有反对。不过我后来还写作品,近年写得尤较多,那么我现在的作品还算不算是京派或京派的延续呢?我看谈现代文学还是以一些突出的作家为主干,把一些受过某重要作家影响的较次要的作家放在写此重要作家的章节中讲,比较圆通。比如把我放在沈从文的一章去讲,问题就较易说明。不过治现代文学史的同志总爱以派为纲,严先生的书且即名为“流派文学史”,那么听随你们吧。把我安插在哪里都行。其实现代文学史最好不要提我,因为我不但还活着而且还在写着,不能“论定”。
您所编《现代小说集》中所选的《戴车匠》和《异秉》不知是从哪本书刊里选的。这两篇东西曾于《文学杂志》发表,近年我都重新写过了。《戴车匠》是据《邂逅集》所收的重写的,《异秉》是在没有旧稿的情况下根据记忆重写的。我自己自然对改写的比较满意。不过您要是从史的角度,选用旧作,也可以。我把重写的《戴车匠》另函寄给您。重写的《异秉》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里有。小说选签名本寄到后,您就能看到。(《晚饭花集》不知你们有了没有, 也送一本吧。)
《老鲁》、《鸡鸭名家》最初发表于何刊物,卷期、年月,我都不记得了。
解放前我发表作品的报刊有《文艺复兴》、《文艺春秋》、《文学杂志》、《大公报》。近年作品多发表于《北京文学》、《人民文学》、《收获》。
邢楚均[2]大概是邢庆澜,原在南开大学。林蒲现在在美国,他的情况和通讯处可问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匆复,即候
文安!
汪曾祺
三月七日
[1] 吴福辉,生于1939年,浙江镇海人。学者。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
[2] 邢楚均、林蒲,西南联大同学,都是1946年复刊后的《文学杂志》的作者,风格与汪曾祺相近,都是学沈从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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