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 - 汪曾祺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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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我喜欢一个人坐坐。参加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由于疲劳和其他原因，昨天晚上流了鼻血，今天对向往已久的阳明山竟未能随行览胜，坐在宾馆里喝茶休息。忽然听到马路上连续起伏的尖厉的鸣笛声音。这给我很大刺激。但是我的情绪很快就好转了，我断定：这是急救车的鸣笛。

这种尖厉的、起伏不停的鸣笛声，据我所知，有三类，一是急救车，一是救火车，一是抓人的警车。

我在“文革”期间，随时可听到警车的鸣笛声，听得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这种杀气腾腾的声音，不但人听熟了，连鸟都听熟了。

北京的画眉很多会模仿这样尖厉的声音，画眉讲究有“口”，有的画眉能模仿好多种声音，如山喜鹊、大喜鹊、苇咋子、猫叫、麻雀争风，甚至推运水的木轮小车吱吱扭扭的声音。但是不能瞎叫。瞎叫谓之“脏口”。凡画眉学了“脏口”，养鸟的就会抓出来立刻摔死。学警车，就是“脏口”，养画眉的听到这种“脏口”，会毫不犹豫地从笼里把它抓出来，只叭嚓一声摔在地下。

画眉何辜？这只是表现了养鸟人对这种声音的厌恶。

世界上许多事物，外表相似，而内涵不同。急救车、救火车、抓人的警车，鸣笛声极相似，但是在对人的感情上引起强烈的差异。

差异何在？在对人的态度。简单地说，是合乎不合乎人道主义。急救车、救火车，表现了对人的关切；而警车，不管怎么说，都表现了对人的压制。

这种对鸣笛声的感情，我想台湾、大陆是一致的。台湾、大陆的民众的心理是相通的。

全世界的普通人的心理是相通的。

因此，世界是有希望的。

[1] 本篇原载1994年1月12日台湾《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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