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了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威震后山的骑兵营的情况，访问了黄司令员——当年的黄营长。“后山”是呼和浩特人习惯的说法，泛指大青山以北地区。感谢老曹同志为我们安排了这次会见。这位老曹同志是个“红火人”，非常健谈，记性极好，生活知识非常丰富，热情好客，好饭量，好酒量。他年轻时拉过骆驼，从呼市到新疆。“阿格头子灰背青[2]，四十五天到旧城”，他现在还常唱当年唱过的爬山调。后来在大青山打过多年游击，晚上下山活动，天亮回山。“狼下山，我下山；狼回山，我回山”。他熟悉大青山的每一条路，大青山的群众熟悉他这个人。他打过很多仗，也挨过多次整。文化大革命中被薅掉一大片头发，打断过踝骨，到现在头皮上还秃了一块，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可是他说起这些事，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好像是一场热闹有趣的戏剧。他现在还在靠边站，所以有时间陪我们。
约定会见的地点在大青山坝口子底下一家当年多次掩护过八路军的老堡垒户的家里。不是老曹代约，黄司令员大概不会同意见我们。不是这地方，大概他也不会去。黄司令员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他现在每天除了背了一枝半自动到山里去打猎，就是各处去看望那些老堡垒户。几十里，上百里，不算一回事。老曹说，约他上这家来吃一顿油糕，估计他能来。
果然，他早已就到了。没想到，这位妇孺皆知，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是这样一个人：中等以下的身材，长眉秀眼，高高的额头。近六十的人了，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嘴整齐的白牙。衬衫，军裤，青鞋，白袜。他说话的口音很特别。照老曹的说法是：他讲的话内蒙人听得懂，但是觉得很古怪；他的家乡人听起来很熟悉，但是听不懂。原来他说话的语调是江西语调，所用的字眼却全部是内蒙字眼。这位将军非常寡言。他是永新人。去年我刚刚去过永新，就跟他谈起永新的见闻，自以为这可以引起他谈话的兴趣。不料他听了半天，只答了一句：“内蒙好。”我觉得这有点文不对题。这天，他一共没有说几句话，只是抽烟，喝茶，点头，微笑。胃口却很好。油糕端上来了，在他面前堆起了高高的一盘。他不放筷子，一气吃了十四个。油糕这东西很不好消化。常言说：“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二十里的荞面饿断腰。”他这样的身材，这样的岁数，肚子里装下十四个油糕，受得了吗？然而他若无其事。
老曹这天没有吃足了油糕，他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笑话。他这天专门说狼。说老母猪斗狼，小狼出疹子，说狼咬红狗子。——红狗子是大青山特有的野兽，很凶猛。老曹说它们每天一起来就要到河边去喝水，喝完水就撒尿，一泡尿要撒一个多钟头。这样没完没了地撒尿，是走不快的。狼就专在这时去咬它。……他夹说带比划，脸上的表情一会是母猪，一会是红狗子，一会是狼，把老堡垒户的两个女儿笑得趴在床上起不来。说着说着，他忽然想起来：“哎，老黄，人家找的是你，你给人家讲讲呀！”老黄说：“你讲！你讲！”——“我讲什么！我在前山多，你在后山多，我替不了你！”黄营长到了也没有给我们讲什么。最后，他说：“你们要了解骑兵营，去找找杨如意吧。他还活着。”
从呼和浩特出发，当天就到杨如意所在的那个旗。旗革委会的一个年轻同志向我们介绍：“他家很好找，下了灰腾梁，听见哪里哗啦哗啦地响，那就是他的家。”
车过灰腾梁，我们禁不住要下来看看。这地方的景色真是特别。汽车在大山之间盘旋，走了半天，还是这座山。上了山顶，竟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平地。那么大，那么平！有的地开垦了，种了莜麦，麦穗正在成熟，随风摇摆，一片闪着银光的翠绿的海。有的地方还荒着，长着茎叶都很坚硬的劲草，草丛里开着高寒地区特有的紫蓝色的野花。昨天下过雨，纵横的拖拉机履带的辙印里存着积水。一辆装满柴草的牛车在天边缓缓地移动。除此之外，寂无一人。天还没有放晴，灰色的云层压下来，显得这片高山顶上的大野说不出的苍莽荒寒。听说“灰腾儿”蒙语的意思是寒冷。这个地方是够冷的。我们在山下穿的是衬衫，在山顶立了一会，就都披起预先借来的棉大衣。风，真硬。
下了梁，我们的吉普车一直开进了一个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的院子。
这哗啦哗啦的声音是一个风车弄出来的。这院子里竖着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面装了一个用铁片做成，有脸盆大小的铁风车。风稍大一点，它就高昂急促地喧闹起来。这玩意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推开门，一个长着一对鹰眼的中年人斜着眼睛把我打量了一遍。我们说明是黄司令员介绍来的，他立刻改变了态度：“请进！上炕吧！”
我们知道他爱喝酒，给他带来了两瓶二锅头。他用牙咬开瓶盖，倒了几碗，又从酸菜缸里捞出几个蔓菁。这地方的蔓菁很有名。别处的蔓菁是青皮的，这里的蔓菁的皮是大红的，——里面的肉雪白，非常鲜嫩。他掏出蒙古人吃肉用的刀，把蔓菁切成碎块：“本来应该给你们搞一点手抓羊肉，我现在这个处境……来，喝！”
我们说明了来意，他放下酒碗，皱起眉头：“你们要了解骑兵营？了解这干什么？这都成了俺们的‘严重罪行’了。人家说俺们不是干革命，是反革命。
“三十多年的事了，从哪儿说起？这样吧，过两天我要到呼市去，我去找你们。今天咱们先见见面。我想起什么，说什么；说到哪儿，算哪儿。”说着，他点起一盏灯，——铜制的，有普通电池粗细，三寸来高，当中灌煤油，上面安个捻子的灯，找出一根巴掌长的羊肩骨烟袋，就着火抽起烟来。这种烟，一次只能装一小撮，吸一口，就吹掉，叫做“一口香”。他一边抽烟，一边用一块羊皮不停地擦那盏灯。
“你们问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我小名叫个如意，从小可不如意。我父亲生我们哥儿七个。我虚岁十五上就揽了工。给汉人种地，给蒙古人放马。白天干，晚上还要找点零活。那年来了八路军。俺们这儿也成立了抗联会。有一天晚上，有人叫我。我以为是找我干点零活。原来是抗联会敛了一批军鞋，要送给八路军去。他们问我敢不敢去，——那会儿遍地是鬼子、汉奸，八路军没个准地方。我说：‘咋不敢！’八路军挺和气，还给好的吃。我说：‘下回再有这事，我还去！’去了几次，就熟了。有一次，他们走失了一匹军马，找了几天了。我问了问是哪天走失的，那天刮的是什么风，第二天，就给他们找回来了。走失的马，总是顺着风向走去的。骑兵营原本都是南方人，都是步兵。步兵改骑兵，可得有个过程。那个时候，有的人从鞍子这边跨上去，从那边就掉下来了。他们问我愿不愿留下来。我想，这比揽工好，这就参了军。
“参军后调到山西训练了一年，我这才知道有个礼拜天。一到礼拜天，睡一天。
“分配我当司务长。我可是个漂亮的司务长！怎么能搞到吃的，跟群众一商量，全解决了。大家伙表扬我，我可不安心。当司务长，打不了枪，打仗时只能管马桩子。——骑兵并不老是骑在马上打仗。特别是偷袭，离敌人十几里就得下马。不然，一片马蹄子声音，敌人早发现了！马，得有人管，这就叫马桩子。我老往班里跑。后来就调成排长。当时伤亡大，提升快，七转八转，我就成了连长，在三连。”
“三连是白马连？”
“对。”
“你就是白马连的连长？”
“对。——你们是不是听过一些白马连的故事？群众那么传，有些是夸大了的。”
“有个萨克亚你认识不？”
“那还不认识！”
“这是个传奇人物？”
他对“传奇人物”这个名词有点耳生，但马上就明白是什么意思，连连点头：“对对对，传奇人物，传奇人物……
“转山子有个汉奸，叫个道尔吉。——他是蒙古人，应该叫蒙奸才对，可是群众都叫他汉奸。他儿子当日本翻译，他就到处欺负人。群众叫惯了道尔吉，再叫他，他举手就是一鞭子：‘什么道尔吉，道尔吉！’大人小孩都得叫他一声爷爷。他骑一头毛驴。到了哪儿，一下驴：‘去，给爷爷蹓蹓驴去！’从来只有蹓马，谁听说过有蹓驴的？他就要摆这个谱。他带着鬼子、汉奸到处搞牛羊，搞粮食。他是本地人，谁家有没有，瞒不过他。西山有个小煤窑，有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在那里活动。他去向鬼子告了密。鬼子来了大批人马，把窑下几十户烧得光光的。萨克亚约了六个人，一天晚上，拿石头把他砸死了。这就拉起了一支游击队。
“他这支游击队是吓唬出来的。他跟这六个人说：‘乱子是趸下了，你们的名声在灰腾梁是染下了。不干，也是个死！’这七个人扶香拜了把子：‘有饭同吃，有马同骑，同心抗日，永不翻悔，若有三心二意，关老爷大刀一刀两断！’这就成立了一支一共七个人的游击队。”
“听说他打枪打得很准？”
“很准！他能骑在马上把枪拆开，再装上。耍得太多了。叫他总结打枪的经验，他说只有一条：‘只要你不害怕，枪就跟你走。’这话是不错的。
“鬼子想尽办法要捉他，就是捉不住。他主要也是靠了换马。”
“换马？”
“骑兵，马乏了，你有多大能耐也不行。那时蒙古人都有马，就拴在蒙古包外面的杆子上。他一觉着马乏了，扔了他的马，跳上别人的马，骑了就走。来得及，解开缰绳；来不及，在马上拿刀子从前面把缰绳一刀截断。
“这家伙真是个傻大胆。他经常一个人跟鬼子干。有一回，他骑了一匹驳花马[3]，把鬼子的骑兵队冲得稀里花拉，砍下鬼子好些胳臂。后来鬼子一看见骑驳花马的就害怕。
“他觉得带着这么一支六个人的游击队不是长久之计，就带着他的把兄弟来投奔黄营长。黄营长说：‘你把你的驳花马跟老乡换换。我这里只有白马连、红马连、黑马连，没有花马连！’他去换了。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匹白骡子！骡子就骡子吧，总是白的。就这样，别人骑马，他骑骡子！他这头骡子真是个神物，不说是日行千里，一天走五百里没问题。”
“这人还在么？”
“在！他能够活下来，真是想不到的事。不过，完了！”
“怎么完了？”
“他原来在一个水库工地上负责。这些年，很多事看不惯，整天发牢骚，说怪话，骂人。上面发来了文件，他不看。原来重要一点的文件都是汉文、蒙文两种，后来不知谁规定的，只发汉文的。他收到就扔在一边：‘我不认识汉字！’从粮店买来了炒米，他全给喂了牛：‘炒米是糜子炒的，谁出的这主意，用高粱炒，这嚼得动吗！’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造反派来外调，叫他写黄营长的材料。他说：‘我不会写汉字，用蒙文写吧。我还不会新蒙文，只会写旧蒙文。’他用一张大纸，只写了一句话。这两个造反派拿回去请人翻译出来，是一句很难听的骂人的话。他把党籍搞丢了，工作也搞丢了。现在就是到处找熟人喝酒。蒙古人大都爱喝酒。‘骆驼见了柳，蒙古人见了酒’。不过像他那样喝法的人也少。他年轻时能喝五瓶，现在也还能喝三瓶。去年我见过他一次。他一见到酒，右手就哆嗦。两盅下去，就不哆嗦了。我问过大夫，大夫说，这种症状叫酒精中毒。他总有一天会醉死。这人，完了。过去，是个英雄。这怪谁呢？……”
“白马连像萨克亚一样的人还有吗？”
“你是说枪法还是胆量？”
“都算上。”
“俺们连特等射手有二十个，一等射手四十个。不过称得神枪手的，只有三个人。”
“都是谁？”
“一个是王振东。”
“王振东，我听老曹说过。”
“对，他是武川县人，和老曹是同乡。原本是个普通农民，在家给人种地。有一天，他在耕地，有个熟人叫白秀山的在地边叫他：‘嗐，振东，我去当八路军去，你去不去？’——‘去！’他把犁铧插在地里，把牛解下来，跟一个过路的老乡说：‘咳，你跟主人家说一声，他的地我不给他种了呀！’就这么走了。
“他的打法和萨克亚不一样。萨克亚是横冲直撞，越乱越准。他不。他总是选择好有利地形，趴下来一枪一枪地打。这人在战场上打仗，好像在屋里摆象棋似的，多会也没见他慌乱过。他还有个毛病，打枪时爱抽烟。有一回，给他一个任务，保护电台。——俺们营有过一部电台。忽然，鬼子围上来了。他叫所有的人都往下撤，他一个人顶在那里打。鬼子呜呜啦啦地上来了，他不慌不忙，点起了烟灯。‘咈——’，吸一口；‘砰——’，撂倒一个鬼子。黄营长冲他喊：‘王振东！把那个拿小旗的鬼子打掉，他是指挥！’振东一口气吹灭了烟灯，那个鬼子就从马上掉下来了。……这人死了。”
“怎么死的？”
“有一次他去执行侦察任务，叫鬼子咬住了。他骑着马，一边还枪，一边还唱。唱了半句爬山调，‘吃了一颗麻籽……’一颗子弹钻进了他的后脑勺。”
杨如意接连抽了好几口烟，用羊皮擦着烟灯，说：“我这盏灯就是他的遗物。”
他说的第三个神枪手呢？不用问，就是他自己。
“……胆子这东西是锻炼出来的。我跟你们说一个人罢。这人叫杨玉山。也是俺们营的，也不是俺们营的。这人见汉人说汉话，见蒙古人说蒙古话。有的时候又在汉人面前装着他不懂汉话，在蒙古人面前装着不懂蒙古话。他还会说西藏话，会念喇嘛经。他真在一个庙里当过二年喇嘛。行军的时候，马褡子里一边是军服，一边是喇嘛服。一高兴，就穿戴起来：‘我是活佛，来来来，磕头磕头！’他不是这一带的人，是伊克昭盟的。原是王爷的奴隶，后来逃到陕北，住过延安的民族学院。那年，他从山西给俺们送一部电台来，一时还没有新的任务，就跟着部队打了一年多的仗。
“忽然，他不见了。有一回部队行军，在一个山沟里休息，看见他，他成了个货郎。我问他这货郎干得咋样，他说：‘嗐！你别小看了这货郎担。人家挑起来，一汪水似的。到了我这儿，前仰后合，不成个样子。还有这玩意——’他指指手里的泼郎鼓，‘日他个娘，总摇不响！我走到旷野荒郊，没人的地方，就使劲地练！’——‘买卖好吗？’——‘别提了！我上回把价钱卖低了，一下子全卖完了，害得我还得上丰镇去办货。我这货郎，希望最好别有人买我的货。’……
“他后来在卓资山开过粮店，做过裁缝，打过铁，还在警察局长家里住过。对门就是伪军的营部，他就这样大摇大摆，进进出出。
“我最后一次跟杨玉山打交道，是带一个班护送他过四子王旗。他这次的任务，一个字也不漏。我只知道他要通过北草原，过国境线去。护送到预定地点，下马抽了两根烟。‘行了！’他跟我们每人握了握手。那天好月亮，照得见人脸。他就这样一个人，带了一个指北针，骑着马，往北去了。那天我觉得草原真大。
“解放后我遇到他，谈起那天的事，他才说，是去送一封重要的信。以前去过两起人，都没有走到。他也没想到还能回来。白天不能走。‘哎呀，那叫一个心焦呀，太阳简直不动！’他说他骑了一辈子马，没有那么累过。因为上了马就老得骑着，只有看见一块石头，才能下来站一会。不能留下脚印。草原上留下马蹄印，是不算什么的；留下人的脚印，敌人很容易发现。也没个地图，不知道国境在哪里。后来判断快到了，是根据牲口粪判断的。草原上只有狼粪、狐狸粪、兔子粪。后来发现牛粪、羊粪，好了，快到了！
“这位副旗长——解放后他当过几个旗的副旗长，要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可是就是这位老兄，头一回在延安看电影，又是人又是马，还打炮，把他吓得个不行，还跑到银幕后面去看。晚上想了一晚上，‘这是咋回事呢？——’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这个杨玉山算是个神出鬼没，胆大包天的角色。就是他，他自己说，头一次参加战斗，浑身发抖，怎么也上不去马，尿不停地流出来，洋相大了！所以说，胆子这东西是锻炼出来的。——哎呀，我这是说到哪里去了，真是离题太远了！”
“不离题！不离题！”
“这些同志，多好的同志啊！……”
“你们那时经常遇到危险？”
“危险，那还不危险！俺们经常和敌人只隔三五里。有时他们行军过去，俺们又来，他们留下的马粪还冒热气。……你就说黄营长，他要死，也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有一次，就在我这间屋子里，——这间屋子翻盖过了，地方还是这地方，天刚刚亮，鬼子捂上来了。黄营长还在炕上。他的马又不在。我一脚踢开后窗户，叫他骑上我的马快走。他跳上马，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只穿了袜子。那次是真险！黄营长后来对我说，那次不是我，他就完了。唉，说这干什么。你替我死，我替你死，都一样。俺们那会有一句话形容同志之间的关系，就叫做‘替生替死’。
“骑兵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战友牺牲了，他留下的马，谁也不忍骑，每天还是照样喂、饮、蹓、刷。你看看一队骑兵，都有几匹马备着空鞍在队里走。
“那会儿牺牲比请个假还要简单。杨玉山说，他是随时作好牺牲的准备的。两条：一是不当俘虏；一是一枪完事，不要挂彩，——就像王振东那样死法。那会儿挂彩可麻烦了，主要是拖累同志。我有一次胳臂上打了个对穿，是萨克亚给我治好了的。”
“萨克亚还会治伤？”
“他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用两块光洋堵住伤口，拿布一扎，——就这么，好了！后来我问过大夫，大夫说：‘没听说过！这种治法，任何医书里也没有记载过！’你爱记载不记载吧，它就是好了嘛！”
“你们的生活一定很艰苦？”
“三九年不错。四〇年是黄金时代，要什么有什么。四一年以后就惨啰。日本人搞他娘的铁壁合围，敌情很紧张。有时饭刚做得，敌人来了，盛了一碗，骑在马上吃，碗边嗑得上下牙齿直响。有一阵老吃黑豆。马料、人的粮食一块发下来。‘人吃黑豆爬场[4]，马吃黑豆跳墙。’吃得人一点劲都没有，黑豆犹自可。有一阵发的是霉过的包米
子，煮不熟。老是吃生子粥，吃得人人的胃像个酸罐子，很多人得了胃病。黄营长说：‘杀一匹马吧！’骑兵不能杀马，就把马推了崖。没有盐，就淡吃。没想到，所有人的胃病都好了！我又问过大夫，他说：‘没听说过！你们净干些科学上讲不通的事。光洋治红伤，淡吃马肉治疗酸性胃病！’没听说过，没听说过的事多着呢！你听说过一根棉线能当帽子戴的吗？”
“一根棉线当帽子戴？”
“俺们的服装，原来还不错，是缴获的日本太阳布。后来只能就地解决。转山子有个供给部，给俺们做服装。莜麦秸烧灰染布面，羊毛絮里。袖子和前后身是分开两个地方做的。有一年，伪军把袖子全抢走了，俺们一冬天就穿着没有袖子的棉衣。帽子是羊绒擀的。初戴上，很像个样子，还是三块瓦。羊绒这玩意，不经搓揉，戴不几天，就不成个形了。萨克亚还把帽子搞丢了。灰腾梁这地方，没有帽子咋行呀？他可真有办法，搞了一根棉线，在脑袋上系了一圈，把耳朵贴着后脑勺系紧。就这样过了好几天。萨克亚说，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不这样系上，耳朵就掉了。
“灰腾梁，灰腾梁，你可真是个灰腾儿的梁呀！这个灰地方，五六月就能下一场白毛糊糊。我们有时在山沟里宿营，烧火做饭，完了就把热灰摊开，大家挤在一起睡。睡到半夜，冷得不行，就起来再烧。第二天起来，可就都成了‘灰人’[5]了！有时连火也不能烧，就只好抱着枪露宿。哈拉子流到枪上，结成一根冰练子。一醒来，得慢慢摇脑袋。摇快了，下嘴唇就没了，——至少扽下一块肉来。
“可我们那时整天都是嘻嘻哈哈，快快活活的。从灰腾梁上一个马冲锋下去，冲到敌人阵子，抡开马刀，把敌人连胳臂带胸脯削下来，那叫一个痛快！打开一个地方，把大桶大桶的油，成袋成袋的面，分给群众。妇女、小孩站在路边给俺们一鼓掌，就觉得什么也值了。能活多久，没想过。黄营长常说：‘打不死就革敏（命）；打死了就不革敏（命）’。
“一九四三年，真是困难到了茶壶盖上了。以后就好转了。部队里流传一句话：‘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我们有时也在一起谈论，仗打完了，俺们的日子会是个啥样。当时还总结了三条，以为大概是：上下班，拿现钱，娶老婆。不过，都说，这样的日子俺们是过不上了，俺们就为了二茬人吧。”
雷声隆隆，大雨要下来了。司机又在外面按喇叭。他已经按了几次，催我们快走。我们只得告辞了。杨如意说：“本该给你们弄点山韭菜包饺子吃，让你们尝尝我这司务长的手艺，今天是不行了。”我跟他要两个蔓菁。他说：“行，送你一缸也行！”我说：“一缸我可搬不动。我只想带两个回北京，让人们见识见识这种红皮的蔓菁。”
杨如意原来在灰腾梁一个金矿上负责。文化大革命曾被打断两根肋骨，现在还穿着钢马甲。
这两个蔓菁我带回了呼和浩特，装在一个塑料口袋里。没想到，过两天，都发黏了。
回呼市，见了老曹，我问他：“杨如意院里装了那么一个铁风车干什么？”——“嗐！这人！那会斗得他不行，气得他整宵整宵睡不着觉。弄了那么个哗啦哗啦响的东西，就岔乎开了，不再想那些沤心的事了。你知道这哗啦哗啦响的是什么声音么？这是暴风一样的马蹄的声音，丁丁当当的马刀声音，千军万马喊杀的声音。这人！”
“他有什么问题？”
“屁的个问题！——跟老黄的关系。”
“黄司令员是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真是见他妈的鬼了！他十四岁就当了红军！他到内蒙三十五年了。从离开家乡，一直没有回去过。你听听他那一口不三不四的江西内蒙话！上次你跟他谈永新，他说‘内蒙好’，你觉得文不对题，你不懂。你不懂他和内蒙人民有多深的血肉关系。他从血里火里救出过多少群众，群众又从冰里雪里给了他多少支援啊！
“这些整人的人，你们不了解，你们问问群众嘛！有两个造反派到金盆公社去调查老黄的材料，找到一个八十岁的老牧民。这个老牧民没说一句话。他捧出了一个镜框，里面是一张毛主席的像，毛主席的像下面压着一张他从报上剪下来的老黄的照片。他们到红台去调查，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伙妇女拿苕帚把他们赶回来了。老黄还在关着的时候，他的老伴死了，只有一个女儿。他们要把她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固阳来了十多个农民，找到有关部门，问：‘俺们是不是贫下中农？俺们能不能教育她？你把她交给俺们！’
“老黄的家是个贫下中农招待所。他当年打过仗的地方的群众什么事都找他。哪里想打一口井，要买一台拖拉机，想把电线延长到他们村；谁家的房子漏了，想搞一点砖瓦；谁想到呼市就医，要找一个信得过的医生动手术；他们的子女升学就业，婚丧嫁娶，他都管。他每月工资不少，生活很简单，但是没有一个存款。
“这些情况，谁都知道。整他的那些人也都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啊。可是他们就是要整你，非把你整倒不可！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次运动为什么要这样搞法呢？我真是不懂！不懂啊！……”
我访问这几位老同志，是在一九七四年。这篇文章是追记的，——当时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因为我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时期，所用的语气也是那时的语气。文中所有的“现在”本来都应改为“那时”才对。一时来不及逐一改正，就先这样吧。
现在，——这个“现在”是真的现在，这些老同志的问题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了，他们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为“二茬人”在献出他们的余生。当黄司令员得到解决他的问题的通知那天，很多人到他家里去祝贺，可是找不到他。他又到坝口子那家老堡垒户家吃油糕去了。据老曹来信告诉我，那天他吃了十五个。
但愿这些老同志平平安安的。但愿以后永远不搞那样的运动了。但愿不再有那么多人的肋骨、踝骨被打断。
[1] 本篇原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十一期；初收《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2月，文中注释略有改动。
[2] 阿格和灰背青是草原上的两种牧草，牲口爱吃。
[3] 驳花马是黑白相间的马。驳，读如豹。这种马古书上叫“忽雷驳”。有的旧小说和戏曲剧本里写成“呼雷豹”，是不对的。
[4] 爬场是倒楣要饭的意思。
[5] 灰人是无赖或胆大妄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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