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考古学 - 汪曾祺全集

点评

抒情考古学

——为沈从文先生古代服饰研究三十周年作

研究文物和写小说，在沈从文先生身上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回事，他很早就对文物产生极大的兴趣，他年轻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作书记（文书）。除了为这位统领官抄录文稿，还帮他保管他所收藏的字画、碑帖、铜器、瓷器。沈先生在自传里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认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学历史的地方》）。”

这种兴味与日俱增，终生不舍。沈先生从一个作家转业成为文物专家，世界上有很多人觉得奇怪，其实也不奇怪。几十年来，他对文物鉴赏习染已深，掉进文物，再也拔不出来了。

沈先生的治学精神首先是非常执着，非常专心。金岳霖先生曾说沈先生揪住什么东西就不轻易放过。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在历史博物馆钻在库房里看资料，下班时还不出来，几次被工友锁在里面——工友以为库房里已经没有人了。

沈先生笔头很勤。他的记性极好，但还是随时作了很多笔记、卡片。我曾经借阅过他的一本《中国陶瓷史》，他在这本书的天头、地脚、页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批注，还贴了很多字条。他作的批注比书的正文还要多。沈先生看过的书，每一本都留下他的笔迹。他作的这些笔记对后学者都是有用的，都很有价值。

沈先生研究问题，是把文物和文献联系起来研究的。不像古董商人只是注重釉彩、纸质、印章，也不像一些专家不接触实物，只熟悉文字资料，“以书说书”。

沈先生可以说是文物学的一个通人，他对文物的方方面面都有兴趣：青铜器、漆器、瓷器、丝绸、刺绣、服饰、镜子、扇子、胡子，乃至古代的马戏。他注意一时期文物的相互影响。他常说：“凡事不孤立，凡事有联系。”

沈先生治文物常于小处入手，而于大处着眼，既重微观，也重宏观。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是沈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所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我曾戏称沈先生所从事的是“抒情考古学”。在他80岁时，我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他，有两句是：“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在文物面前，与其说沈先生是一个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位诗人。正因为他是诗人，才能在文物研究上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沈先生的两位助手，王和王亚蓉，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上都受了沈先生很深的影响。他们为了考察江陵楚墓，整天跪在邦硬的地上，以致两个人的膝盖都长了趼子。这样顽强的精神，也真有点诗人气质。

[1] 本篇原载1994年7月14日《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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