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是可有可无的。
戏曲界多数演员学戏、唱戏，实在是一场误会，根本不够条件，要嗓子没嗓子，要扮相没扮相，要个头没个头。只是因为几代都是唱戏的，一出娘胎就注定是唱戏的命，别无选择。孩子到了岁数，托托人，就往科班里一送。科班是管吃住的。孩子坐了科，家里就少一张嘴。出了科，能来个活，开个戏份，且比拉洋车、捡破烂强。唱红，是没有指望的。庹世荣就是这样一块料。蹲了八年大狱[2]，只能当个底包，来个边边沿沿的角，“潲泔零碎”。后台管事在派角时，总是先考虑别人，剩下的，才在牙笏上写上他凑数。他学的是架子花，至多来个“曹八将”、“反王”。他唱“点将”，有字无音，只在最后一句“要把，狼烟扫”随着别人吼一嗓子。[3]他的“玩艺儿”从来没有得过“好”，只有一次在一个小评剧团赶了一“包”，把评剧管彩匣子的“镇”了一下。评剧原来没有武打，没有勾脸的架子花，为了吸引观众，有时也穿插一两场武戏。武打演员都是从京剧班子里约的。没有“总讲”，更没有“单提”，演员连自己演的人物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要记住谁是“正的”，谁是“反的”，上去打一个“小五套”，“漫头”，“鼻子”，“正的”打“反的”一个抢背，“反的”捣耳瞪眼，作惊恐状，“四记头”亮住，“反的”拖枪急下，“正的”大笑三声：“啊哈，啊哈，啊喝哈哈……——追！”“枪下场”或“刀下场”，这一场就算完了。庹世荣勾了脸，管彩匣子的连声赞叹：“还是人家京剧班的，这脸勾得多干净！”这件事庹世荣屡屡提起，正如他的名字，是一世之荣。就算他的脸勾得不错，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解放后他参加了国营剧团。国营剧团定员、定工资，庹世荣有了固定收入，每月月初拿戳子到会计室领钱，再不用一晚上四处赶包，生活安定了。吃食上也好多了，除了熬白菜、炒麻豆腐，间长不短的来一顿炖肉。他爱吃猪下水、肠子、肚子、猪心、肺头，吃起来没个够。大夫跟他说：“这不是什么好东西，高胆固醇。”——“管那个呢！”照吃不误。他有时一晚上没有活，也不用说戏排戏，进门应个卯，得机会就出去满世界遛弯，买点俏货，到南横街“小肠陈”来两个卤煮火烧，垫补垫补。时不常的，也到练功厅练练功。他的开蒙老师常说：“‘艺术’、‘艺术’，有艺还得有术。”“艺术”还可以这样拆开来讲，这是京剧界的一大发明。怎么练，他的功也不会长了，但是活动活动也有好处，——吃饭香。他的练功，不过是拉个山膀，踢踢腿，耗耗腿，“大跟头”是绝对不翻了。他过得很舒坦，很满足。
“文化大革命”，他忽然出了一次大风头。他写不出大字报，也不能参加大辩论。但是他还是很积极，跑进跑出，传递消息，跟着喊“万岁”，喊“打倒”，满脸通红，浑身流汗。革命战士逐渐形成两大派，甲派和乙派，成天打派仗。庹世荣经过观察考虑，决定参加甲派效力，在热火朝天的漩涡中乱转。
一辆“解放”牌疾驰而来，在剧团门口停住，从车上跳下几个乙派，还有几个着军装，扎皮带，套着大红袖箍的红卫兵，闯进牛棚，把几个走资派推推搡搡押上车。原来乙派勾结了“西纠”（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要把走资派劫走。甲派战士蜂拥冲出大门，坚决不同意他们押走走资派。“西纠”所以支持乙派，押走剧团走资派，因想通过批斗剧团走资派，捯出本市乃至中央的走资派，立一大功。甲派不同意劫走走资派，是因为走资派都没有了，还叫他们批斗谁？那甲派就完蛋了。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辩，剑拔弩张。一个“西纠”小头领对司机下了命令：“开走！别管他们！”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庹世荣挟了一条席子往汽车前一铺：“开走？姥姥！”他往席子上一躺：“有种的从我身上轧过去！”司机犯不上为这么点事招惹一场人命，没有开动。甲派几个战士跳上车，把本团走资派夺下来，押回牛棚去了。司机倒车，从另一条路走了。
庹世荣这一壮举使全团为之刮目相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司机是个混愣的小伙子，真把车开过来，庹世荣可是吃什么也不香了。
庹世荣的形象高大起来，他自己也觉得俨然是黄继光、董存瑞式的英雄，进进出出，趾高气扬。
但是好景不长，没有多少日子，他身上耀眼的光辉就暗淡了。他参加了革委会，无建树。后来又参加“五一六”的调查、逼供信，愣把一个三八式的干部逼得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但是“五一六”是“文革”中的一大糊涂公案，根本是“老虎闻鼻烟，没有那宗事”。他还回演员队演曹八将，吼半句“要把狼烟扫”，谁也不承认他真的是黄继光、董存瑞。
他得了病，血压高得异乎寻常，低压一百二，高压二百三。医生告诫他不能再吃肉。有时家里吃炖肉，他媳妇给他买两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这两根黄瓜给了他很大安慰：在家里，他还算个人物。
他死了，死于多种病并发症。一个也是唱架子花脸的二路角演员说医院的护士长告诉他，说：“你们那位庹同志，给他验血，抽了一试管血，竟有半试管是油！”这似乎不大可能。
要给他开追悼会，他媳妇不同意马上开，她提出条件，要追认庹世荣为党员。她以为如果老庹被追认为党员，则在分房子、子女就业等问题上，就会得到照顾。
她的想法不是毫无道理，但是新产生的党委会没有同意，认为他不够党员条件。
遗体告别，生前友好大部分都去了，庹世荣比平常瘦小了好些，他抽抽了。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关荣魁行二，他又姓关，后台演员戏称他为关二爷，或二爷。他在科班学的是花脸，按说是铜锤、架子两门抱。他会的戏不少，但都不“咬人”。演员队长叶德麟派戏时，最多给他派一个“八大拿”里的大大个儿、二大个儿、何路通、金大力、关泰。他觉得这真是屈才！他自己觉得“好不了角儿”，都是由于叶德麟不捧他。剧团要排“革命现代戏”《杜鹃山》，他向叶德麟请战，他要演雷刚。叶德麟白了他一眼：“你？”——“咱们有嗓子呀！”——“去去去，一边儿凉快去！”关二爷出得门来，打了一个“哇呀”：“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壶，哇呀……”
关二爷在外面，在剧团里虽然没多少人捧他，在家里可是绝对权威，一切由他说了算。据他说，想吃什么，上班临走给媳妇嘱咐一声：
“是米饭、炒菜，是包饺子——韭菜的还是茴香的，是煎锅贴儿、瓠榻子，——熬点小米粥或者棒
儿粥、小酱萝卜，还是臭豆腐……”
“她要是不给做呢？”
“那就给什么吃什么呗！”
关二爷回答得很麻利。
“哦，力巴摔跤[4]！”
申元镇会的戏很多，文武昆乱不挡，但台上只能来一个中军、家院，他没有嗓子。他要算一个戏曲鉴赏家，甭管是老生戏、花脸戏，什么叫马派、谭派，哪叫裘派，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小声示范，韵味十足。只是大声一唱，什么也没有！青年演员、中年演员，很爱听他谈戏。关二爷对他尤其佩服得五体投地，老是纠缠他，让他说裘派戏，整出整出地说，一说两个小时。说完了“红绣鞋”牌子，他站起要走，关二爷拽着他：“师哥，别走！师哥师哥，再给说说！师哥师哥！……”——“不行，我得回家吃饭！”别人劝关二爷，“荣魁，你别老是死乞白赖，元镇有他的难处！”大家交了交眼神，心照不宣。
申元镇回家，媳妇拉长着脸：
“饭在锅里，自己盛！”
为什么媳妇对他没好脸子？因为他阳痿。女人曾经当着人大声地喊叫：“我算倒了血霉，嫁了这么个东西，害得我守一辈子活寡！”
但是他们也一直没有离婚。
叶德麟是唱丑的，“玩艺儿”平常。嗓子不响堂，逢高不起，嘴皮子不脆，在北京他唱不了方巾丑、袍带丑，汤勤、蒋干，都轮不到他唱；贾桂读状，不能读得炒蹦豆似的；婆子戏也不见精采；来个《卖马》的王老好、《空城计》的老军还对付。老是老军、王老好，吃不了蹦虾仁。树挪死，人挪活，他和几个拜把子弟兄一合计：到南方去闯闯！就凭“京角”这块金字招牌，虽不能大红大紫，怎么着也卖不了胰子[5]。到杭嘉湖、里下河一带去转转，捎带着看看风景，尝尝南边的吃食。商定了路线，先到济南、青岛，沿运河到里下河，然后到杭嘉湖。说走就走！回家跟媳妇说一声，就到前门车站买票。
南方山明水秀，吃食各有风味。镇江的肴肉、扬州富春的三丁包子、嘉兴的肉粽、宁波的黄鱼鲞笃肉、绍兴的梅干菜肉、都蛮“崭”。使叶德麟称道不已的是在高邮吃的
嗤鱼汆汤，味道很鲜，而价钱极其便宜。
南方饭菜好吃，戏可并不好唱。里下河的人不大懂戏，他们爱看《九更天》、《杀子报》这一类剖肚开膛剁脑袋的戏，对“京字京韵”不欣赏。杭嘉湖人看戏要火爆，真刀真枪，不管书文戏理。包公竟会从三张桌上翻“台漫”下来。观众对从北京来的角儿不满意，认为他们唱戏“弗卖力”。哥几个一商量：回去吧！买了一些土特产，苏州采芝斋的松子糖、陆稿荐的酱肘子、东台的醉泥螺、鞭尖笋、黄鱼鲞、梅干菜，大包小包，瓶瓶罐罐上了火车。刨去路费，所剩无几。
进了门，洗了一把脸，就叫媳妇拿碗出门去买芝麻酱，带两根黄瓜、一块豆腐、一瓶二锅头。嚼着黄瓜喝着酒，叶德麟喟然有感：回家了！
“要饱还是家常饭”，叶德麟爱吃面，炸酱面、打卤面、芝麻酱花椒油拌面，全行。他爱吃拌豆腐，就酒。小葱拌豆腐、香椿拌豆腐，什么都没有，一块白豆腐也成，撒点盐、味精，滴几滴香油！
叶德麟这些年走的是“正字”。他参加了国营剧团。他谢绝舞台了，因为他是个汗包，动动就出汗，连来个《野猪林》的解差都是一身汗，连水衣子都湿透了。他得另外走一条路。他是党员，解放初期就入了党。台上没戏，却很有组织行政才能。几届党委都很信任他。他担任了演员队队长。演员队长，手里有权。日常排戏、派活，外出巡回演出、“跑小组”，谁去，谁不去，都得由他决定。谁能到中南海演出，谁不能去，他说了算。到香港演出、到日本演出，更是演员都关心，都想争取的美事，——可以长戏份、吃海鲜、开洋荤、看外国娘们，有谁、没谁，全在队长掂量。叶队长的笔记本是演员的生死簿。演员多数想走叶德麟的门子，逢年过节，得提了一包东西登门问候，水果、月饼、酒。叶德麟一推再推，到了还是收下来了。“下不为例！”——“那是那是！这点东西没花钱，是朋友送我的。”
叶德麟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后，原来的党委、团长都头朝下了，团里的事由“四人帮”的亲信——文化部副部长兼剧团总导演虞桧一手掌握，他带来几个“外行”[6]驻进各团监督，有问题随时向他汇报。但是他还得有个处理日常工作的班底，他不能把原来党委的老班底全部踢开，叶德麟留下来仍旧当演员队的队长。虞部长不时还会叫他去谈话，听意见，备咨询。叶德麟觉得虞部长还是很信任他，心中暗暗得意，觉得他还能顺着这根竿子往上爬几年。
叶德麟也有不顺心的事。
一是儿子老在家里跟他闹。儿子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到处打游击，这儿干两天，那儿干两天。儿子认为他混成这相，全得由他老子负责。他说老子对他的事不使劲，只顾自己保官，不管儿女前途。他变得脾气暴躁，蛮不讲理，一点小事就大喊大叫，说话非常难听。动不动就摔盘子打碗。叶德麟气得浑身发抖，无可奈何。
一件是出国演出没有他。剧团要去澳大利亚演出，叶德麟忙活了好一阵，添置服装、灯光器械、定“人位”，——出国名额要压缩，有些群众演员必须赶两三个角色。他向虞部长汇报了初步设想，虞部长基本同意。叶德麟满以为要派他去打前站，——过去剧团到香港、日本演出，都是他打前站，不想虞部长派他的秘书宣布去澳名单，却没有叶德麟！这对他的打击可太大了。他差一点当场晕死过去。这不是一次出国的事，他知道虞桧压根儿没把他当作自己的人，完了！他被送进了医院：血压猛增，心绞痛发作。
住了半个月院，出院了。
他有时还到团里来，到医务室量量血压、要点速效救心丸。自我解嘲：血压高了，降压灵加点剂量；心脏不大舒服，多来一瓶“速效救心”！他坐在小会议室里，翻翻报。他也希望有人陪他聊聊，路过的爷们跟他也招呼招呼，只是都是淡淡的，“卖羊头的回家——不过细盐（言）”。
快过年了。他儿子给他买了两瓶好酒，一瓶“古井贡”，一瓶“五粮液”，他儿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他学会开车，在一个公司当司机，有了稳定的收入。叶德麟拿了这两瓶酒，说：“得
！”这句话说得很凄凉。这里面有多重意义、无限感慨。一是有这两瓶酒，这个年就可以过得美美的。儿子还是儿子，还有点孝心；二是他使尽一辈子心机，到了有此结局，也就可以了。
叶德麟死了，大面积心肌梗死急性发作。
照例要开个追悼会，但是参加的人稀稀落落，叶德麟人缘不好，大家对他都没有什么感情。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对谁都也没有感情。他是一个无情的人。
靳元戎也是唱丑的，岁数和叶德麟差不多，脾气秉性可很不相同。
靳元戎凡事看得开。“四人帮”时期，他被精简了下来，下放干校劳动。他没有满腹牢骚，唉声叹气，而是活得有滋有味，自得其乐。干校地里有很多麻雀，他结了一副拦网，逮麻雀，一天可以逮百十只，撕了皮，酱油、料酒、花椒大料腌透，入油酥炸，下酒。干校有很多蚂蚱，一会儿可捉一口袋，摘去翅膀，在瓦片上焙干，卷烙饼。
他说话很“葛”。
干校来了个“领导”。他也没有什么名义，不知道为什么当了“领导”。此人姓高，在市委下面的机关转来转去，都是没有名义的“领导”，搞政治工作，这位老兄专会讲“毛选”，说空空洞洞的蠢话，俨然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干校都称之为“高政工”。他常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馊点子。《地道战》里有一句词：“各村都有高招”，于是大家又称之为“高招”。干校本来是让大家来锻炼的，不要求产量，高招却一再宣传增产。年初定生产计划，是他一再要求提高指标。指标一提再提，高政工总是说：“低！太低！”靳元戎提出：“我提一个增产措施：咱们把地掏空了，种两层，上面一层，下面一层。”高政工认真听取了靳元荣的建议，还很严肃地说：“这是个办法！是个办法！”
逮逮麻雀，捉蚂蚱，跟高政工逗逗，几年一晃也就过去了。
“四人帮”垮台，虞部长自杀，干校解散，各回原单位，靳元戎也回到了剧团。他接替叶德麟，当了演员队队长。
他群众关系不错。他的处世原则只有两条：一，秉公办事；二，平等待人。对谁的称呼都一样：“爷们儿”。
他好吃，也会做。有时做几个菜，约几个人上家里来一顿。他是回民，做的当然都是清真菜：炸卷果、炮糊（炮羊肉炮至微糊）、它似蜜、烧羊腿、羊尾巴油炒麻豆腐。有一次煎了几铛鸡肉馅的锅贴，是从在鸡场当场长的老朋友那儿提回来的大骟鸡，撕净筋皮，用刀背细剁成茸，加葱汁、盐、黄酒，其余什么都不搁，那叫一个绝！
他好喝，四两衡水老白干没有问题。他得过心绞痛，还是照喝不误。有人劝他少喝一点，他说：“没事，我喝足了，就心绞不疼了。”——这是一种奇怪的语法。他常用这种不通的语言讲话，有个小青年说：“‘心绞不疼’，这叫什么话！”他的似乎不通的语言多着呢！比如“文革”期间，有一个也是唱丑的狠斗马富禄，他认为太过火，就说：“你就是把马富禄斗死了，你也马富禄不了啊！”什么叫“马富禄不了啊”？真是欠通，欠通至极点！他喝酒有个习惯，先铺好炕，喝完了，把炕桌往边上一踢，伸开腿就进被窝，随即鼾声大作。熟人知道他这个脾气，见他一钻被窝，也就放筷子走人，明儿见！
他现在还活着，但已是满头白发，老矣。
一九九六年九月初
[1] 本篇原载《当代》1996年第六期；初收《汪曾祺全集》第二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2] 科班一般是八年毕业，生活很苦，规矩很严，学戏的都说这是八年大狱。
[3] “点将”本是唢呐曲牌《点绛唇》，因多用于元帅升帐、豪客排山，故通称“点将”。“点将”的通用“大字”是：“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军威耀，地动山摇，要把狼烟扫。”但“大字”常不唱，只在最后齐唱：“——狼烟扫。”庹世荣亦依常例，不能算错。
[4] 北京的歇后语，“力巴摔跤，给嘛吃嘛”。
[5] 北京的军乐队混不下去，解散了，落魄奏乐手只能拿一只小号在胡同口吹奏，卖肥皂，戏班里称他们“卖了胰子”。
[6] 戏班里把不是演员出身的人都叫做“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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