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青年文艺工作团在北京演出了苏联诗剧《丹娘》，我们最关心的，是剧本怎样处理丹娘的死。
这是一个诗剧。一提到“诗剧”，我们就不禁会想到不自然的抑扬顿挫的腔调；拉长的，非常之显著的韵脚……但是事实上并不如此，我们所担心的那一套东西都没有，看起来大体上也还习惯。然而它又确实是“诗剧”。虽然剧本的翻译和演出上有一些缺点，我们仍然可以清清楚楚的感觉到里面充满了崇高纯洁的感情，充满了真正的，浓厚的“诗”，我们被剧本本身吸引住了。
可是到了第三幕闭了幕，第四幕还没有开，我们又想起了那个看戏之前曾经关心过的问题了。这已经不是单纯地对作品的兴趣，而是在知道了年青的英雄思想性格的成长过程，知道她是如何辛勤的，努力的创造着自己；对于她的结局，她如何最后地完成自己，她将会留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永不磨灭的形象，不能不表示最大的关切。
幕一拉开，我们以为作者是故意切断了故事的发展，插进来一个“插曲”；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在我们意料之中出现过的环境：不是监狱，不是审问室，更不是刑场，——是一间庞大宽深的木屋；我们在许多画片和电影上看见过的，俄罗斯的木屋；一个祖母跟她的孙子和孙女在灯光底下讲“真理姑娘”的故事，丹娘在第一幕中曾经跟一个小姑娘讲过而没有讲完的故事……故事差不多完了，小姑娘正在问“真理姑娘后来怎么样呢”，丹娘进来了，她受了伤，衣服也破了，但是并不萎弱。祖母招扶丹娘。丹娘喝了一点水。清凉的水让她想起小时候唱过的歌，蓝色的小河。她轻轻地唱了这支歌，在歌声中展开了幻觉。丹娘的母亲，丹娘的爱人，丹娘爱护的战友，丹娘为她讲过“真理姑娘”的那个小姑娘……一个一个地，依次走入丹娘的梦境。丹娘跟她们亲切地，充满爱情地谈着话。丹娘一点都没有改变，她的爱情变得更深挚，更崇高纯洁，更温柔了。她一点都没有软弱，她即使在最后的梦里还是那么清醒而坚定。正因为她有那么深的爱，她对自己的行为毫不怀疑，对于敌人加于她身上的一切才毫不畏惧，毫不恐怖。她的坚定不只是生理的“忍受”，坚定是由于她的思想和性格的优越和对于敌人的轻蔑。——最后，她仿佛看见了斯大林，她充满感谢和喜悦的向全苏联青年的父亲报告，她做了甚么，她知道她完成了她的英雄行为，她自幼即追求向往的英雄行为，完全是由于他的教养，她知道他是嘉许她的行为的；她看见了斯大林的慈祥的微笑，她感觉到斯大林的手掌抚摸着她的肩膀和头，她觉得快乐极了，幸福极了。——太阳出来了，屋里充满了红光，——幕布闭上，戏结束了。
这里没有巨大的绞架的阴影，没有铁锁，没有镣铐的声音，没有肮脏的杂物，没有刑具，没有皮鞭，没有丑恶的德国人的兽性的嚎叫和猫头鹰一样的怪笑，没有任何令人难堪的形象和声音。——两个把丹娘推进来的德国人只在门外喝叫了两声，没有上场；甚至幕后一直没有停止的钉绞架的声音都没有带进一点阴森的气氛，没有给人威胁的感觉。
丹娘并没有死。我们这样相信，舞台上也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印象中的丹娘是一个充满青春的活力的，永远不肯停止她的健康乐观的理想，时刻生活在对于祖国，对于斯大林，对于母亲，爱人和伙伴的爱情之中，因为这种爱情而快乐和幸福的。
我们并没有在舞台上直接看到丹娘牺牲，但是我们相信，为了她所热爱的一切，她一定会勇于自我牺牲，牺牲得慷慨而从容的。
剧本使我们全心全意的相信，丹娘是一个英雄，因为她告诉了我们她为甚么会是一个英雄。
这一点，值得我们在描写英雄，创造英雄的时候参考，尤其在用戏剧这一形式的时候。
我们要求我们的戏剧工作者，不要把过多的血，过多的肉体的苦痛，带到舞台上来，不要把舞台上弄得阴森恐怖，不要把我们的英雄人物弄得遍体伤残，使我们在感情上受太大的折磨。
我们爱我们的英雄。
[1] 本篇原载《北京文艺》1951年第二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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