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了。我不知道许多党员同志有何感触。我，对于这件事是觉得很不习惯的。我们在这样的“现状”里已经过了好几年，已经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范围，因为一跳出范围大概就都是成问题的，而且是危险的。现在忽然一下子站在一个新形势的面前，一切事情都得自己认真地想过，依赖、因循、惰性这一切曾经被认为是美德的东西都被宣告为不道德了，这真是一个从来未有过的严峻的考验。我惶惑。
我所惶惑的第一点，是这次整风是全党整风还是整某些党员的风？还是要从制度上改变党的某些做法，还是只是改变某些党员的思想作风？这两者是有联系的。但是，如果只是停留于后者，我觉得是不解决问题的。我毫不怀疑某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比如民主集中制，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某些落后于形势的具体的制度实在是三大主义的必然条件。比如：从报上看，这次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提的意见最多的是人事制度。我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什么文件规定过做人事工作的必须是党员，而且只能是党员，而且要有多少年以上的党龄，但是这已经是谁都认为是“当然”的事情。报上说，有几位部长级的同志要看某个科长的材料，做人事工作的同志说：“你不能看他的材料，他是党员！”我最初看到这些消息时是完全同意那几位做人事工作的同志的意见的，因为这在事实上是如此的。但是既然有部长提出了，我就想了一想：今天，这是不是还是合理的呢？既然人事工作成了党群之间的隔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既然评级、评薪、提拔、调遣都操在人事科处的手里，而群众又对于这些提出了很多意见，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那么，人事工作制度是不是可以而且应当有所改变？人事工作是不是要公开？是不是可以吸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群众参与人事工作？……诸如此类，我都想不通。我想：如果这样一些制度有所改变，这跟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是有所矛盾？
我所惶惑的第二点，正是如何改变某些具体做法而又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许多机关和学校里都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这个批评对于我是一个很新奇的经验。就我所知，这也是“当然”的事，我认为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说老实话，我这几年一向是一切意见取决于机关的党的负责同志的，而我以为这是拥护党，依靠党。但是，常常“党”和行政领导又并不是在任何时候总是一致的，在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不知道哪些事应当只党内不党外，哪些事应该先党内后党外，哪些事应当不分党内党外，哪些事党不管。我不知道党组、党支部在一个机关里起的作用应该怎样，过去是不是做得有点过分，今后是不是要有所改变。我不知道我这些想法是不是正确。
我所惶惑的第三点，是我的许多想法是不是正确，是不是不该这么想。不过，既然我已经这么想了，我就写出来。我还要继续想下去，把我的惶惑变成确定。
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赵所长、王所长、李支书：
兹将我最近时期工作和思想情况简单汇报如下：
我七月底离开沙岭子到沽源，稍事整理，即开始绘画马铃薯的花和叶子。迄至现在为止，已画成60余幅。其中部分是兼画了花和叶子的，部分的只画了花，小部分是只画了叶子的。我每天早起到田间剪取花、叶，回来即伏案作画。因为山药花到了下午即会闭合或凋落，为了争取多画一二丛，我中午大抵是不休息。除吃午饭外，一直工作到下午七时左右。每天的工作大概有十一二小时。晚上因为没有灯；且即便有灯，灯下颜色不正，不能工作，只好休息。已经画成的各幅，据这里李敏同志和陈先雨同志鉴定，认为尚属真实。我自己知道，我幼年虽对绘画很有兴趣，但从未受过严格训练，用笔用色，都不熟练，要想画得十分准确而有生气是颇困难的。
我来得晚了，大部马铃薯已经过了盛花期。今年天旱，来后未降大雨，花未续开。现在原始材料圃的花已零落殆尽，只能画叶子了。而且叶子不少也枯萎了。总之全部中国品种今年是无法画完了，只好等到明年补画。昨天已经开始收获，再画几天叶子，就要开始画薯块了。
画薯块，到底怎样画法，须待陈先雨同志回来与付令仪同志等商量后决定。老付原来只说画薯块，陈先雨同志说最好等休眠期以后连同芽子一起画。我没有意见，领导上怎么决定我就怎么执行。此事先雨同志回所后必当跟你们商量。希望能有一个明确决定。如需画薯芽，我即作在坝上过冬的准备，否则即当计划在一定时期后，结束工作回所。
我在此地工作的情况，先雨同志当会向你们当面汇报。
我在沽源半个多月，情绪一般是安定平稳的。我对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是了解的，对于领导上决定让我来做这个工作，能够发挥我的（虽然不是专擅的）特长，来为党、为人民服务，我是十分感激而兴奋的，所以我在工作中一般尚能慎重将事，争取主动，不敢稍微懈怠。
我最近的思想问题，主要仍是个人主义未能克服干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是对于何时分配工作，何时能摘帽子，还时时想到。我想到去年也差不多这个时候派我出去画画的，结束工作后曾作过一次鉴定，今年九十月后，离我下来快近两年了，是不是也会作一次鉴定呢。鉴定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决定呢？我写信给杨香保同志时，曾问他“有无令人兴奋的消息”，充分说明了我的这一方面的思想情况。这个问题，在所内时想得还更多一些，到坝上后，因为工作紧张，想到工作的意义，又经我爱人劝说“不要老是想到何时分配工作，现在不是已经在工作了么”，现在已经想得较少，或者暂时已经不想它了。
②对于“是不是甘心情愿作一个平凡的人”，即作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我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兴趣的，但觉得究竟不是我的专长。有一晚无灯黑坐，曾信笔写了一首旧诗：“三十年前了了时，曾拟许身作画师，何期出塞修芋谱，搔发临畦和胭脂（三十年前，被人称赞颇为聪明的时候，曾经打算作一个画家，没有想到到塞外来画山药品种志的图，搔着满头白发在山药地旁边来和胭脂）。”我总是希望能够再从事文学工作，不论是搞创作、搞古典或民间文学，或者搞戏曲，那样才能“扬眉吐气”。问题即在于“扬眉吐气”，这显然是从个人的名位利害出发，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立功赎罪”距离更远。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我在从事现在的工作的时候（以前在从事到的工作时也一样），觉得这样已很好。一般的工作，我大概都可以产生兴趣，自信也会勤勉地去作，领导上、群众也不会有多大意见。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但实际上是随遇而安，无所用心，不问大事，但求无过，跟党保持一定距离，不能真正产生愉快鼓舞的心情，不能产生奋不顾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的年龄逐渐大了，今年已经四十岁，我很怕我会成为这样的精神上是低头曲背的人。这是一种没落者的情绪。
以上所说的两方面，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即不能“忘我”，还是个人主义盘踞在心里作怪。我经常在和我这两种思想作斗争，但是实际没有彻底解决。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过程，我很希望领导上在我的斗争过程里给予启发和帮助。
如有时间，很希望能来信指示。
敬礼！
汪曾祺八月十七日
请准予补发工作证。
我的工作证记得是放在家里，但最近翻箱倒栊，一直找不到。我因急用（有一笔较多的稿费待取），需要工作证，特请予补发。
我生性马虎，常将证件之类的东西乱塞，今后当引以为戒。
汪曾祺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作品多表现江南水乡生活，满纸泥香水气，很有特点。文笔清秀可读。作者在语言上探索，而且解决了一个吴语地区作家不易解决的问题：即普通话和吴语的融合。据我所知，能使语言为全国读者接受，而又保存吴语的韵味如徐卓人者，尚属少见。故愿介绍她入会。
这是一部严肃的、诚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
这是莫言小说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
书名不等于作品，但是书名也无伤“大雅”。“丰乳”、“肥臀”，不应该引起惊愕。
[1] 本篇原载《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四期。写于1957年约5、6月间“大鸣大放”中，发表在单位（民间文学研究会）黑板报上，是他被错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
[2] 本篇原载《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四期。1958年秋，汪曾祺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1960年8月间，被派到沽源马铃薯研究站，画《中国马铃薯图谱》，本文是汪曾祺写给农研所领导的思想汇报。
[3] 1982年7月28日，为补发工作证所写报告。据手迹编入。
[4] 1993年春，为徐卓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写的推荐词。本篇见于《从作家到大文化建设——访女作家徐卓人》一文。
[5] 1995年底，为莫言《丰乳肥臀》参评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所作推荐语，原载《大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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