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还不到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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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文学史，还不到时候

重写文学史，是很多人私心盼望已久的事。最近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为什么要重写文学史？因为已有的几本中国新文学史都陈旧了，都有缺点，都“左”。十多年来，文学创作、理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左”的大一统局面已经打破，独有文学史却不动。它们依然雄居在书架上，带着高傲而冷漠的神情。

但我以为现在重写文学史还不到时候，条件还不成熟。

首先是史实的澄清。“左联”的问题比较好办。有些当事人已经承认“左联”是有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的。但是也还是笼统地说一下，缺乏深入细微的阐述。对一些历史的陈案，今天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比如对梁实秋的斗争，对第三种人的斗争，以及对“新月派”的批判，等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怎样客观地、科学地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的产生的背景，当时所起的作用，以及后来的影响。这到现在，依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但是，不接触这个问题，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怎么说得清楚呢？

其次是对作家和作品的再认识。鲁迅是伟大的。我个人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在文学的成就上超过鲁迅的。鲁迅是继曹雪芹之后，中国的一位真正的语言大师。但是不少文学史家着眼的只是鲁迅作为斗士的一面，不大把鲁迅作为一个作家来看。对于他的作品（小说、散文）认真研究的不多。对于一些受到误解，遭到不公平的冷遇的作家，近年的看法有所改变，比如对沈从文。但是，“沈从文热”只在国外和国内一些青年作家间燃烧，而我们的文学史家依然是“翻滚不落价”，继续白着他们的冷眼。比如废名，我们的文学史家完全不理解他的“意义”。又比如芦焚，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文学史家对他的散文化小说如此的视若无睹。还有许多作家，比如朱湘、刘延陵、梁遇春、罗黑芷……这些人都不在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内。更不用说张恨水、张爱玲。我们的文学史家真是“一叶障目”。我希望这些文学史家把“左”的树叶从眼睛上拿开，平心静气地，从文艺角度（只从文艺角度），读一点作品，不要用政治代替文艺。第三个问题，是新的中国新文学史由谁来写？——是“官修”，还是“私修”好。如果由一个研究所、一个大学的中文系，组织一个班子，来重写文学史，一是旷日持久；二是没完没了地讨论，结果是把所有棱角都磨光，毫无创见。“官修”，实际上是“钦定”。但是“私修”也很难，哪来的人？哪来的资料？哪来的经费？我们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魄力，委托几个人，成立几个以个人为领导的小组，给他们一笔钱，花几年功夫，写几本高质量、有才华而不无（或一定）偏颇的新文学史，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大概不行。

要重写文学史，一个更重要的先决条件，是编写者有更大的言论自由。

现在还不行。

[1] 本篇原载1989年3月25日《文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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