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文学》的“老人”了。《北京文学》的前身是《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我都编过。我们那时真是“惨淡经营”。人手少，可用的稿件不多，每月快到发稿的时候，就像穷人家过年一样，一点抓挠没有。到了这个节骨眼，赵树理同志便从编辑部抱了一堆初选的稿子，回到屋里，关起门来，一目十行地翻阅一遍。偶尔沙里淘金，发现一两篇好稿，则大喜过望。这一期又能对付过去了！树理同志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选不出好稿，就由主编、编委赶写应急。树理同志的《登记》就是这样赶出来的。编委们说：“实在没有像样的东西了，老赵，你来一篇吧！”老赵喝了一点酒，吃了一碗馄饨，在纸上画了一些符号（表示人物），划了一些纵横交错的线（人物关系和事件的发展），笔不停挥，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杰作。
现在《北京文学》的日子比我们那时要好过多了。
《北京文学》有几年办得很兴旺，为省市一级刊物的佼佼者。当时文艺界称《北京文学》为“甲级队”。名篇迭出，印数很多。我很为《北京文学》高兴。
近二年似乎差一点了。印数跌了下来。作品质量上不去。一篇才出，万口争传，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的佳作，不很多了。“甲级队”还能不能保住，令人担心。
这不是《北京文学》一家的问题。各地刊物的日子都不太好过。这有种种原因（比如“通俗文学”的冲击），一时还理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北京文学》可以总结一下“兴旺”时期的经验，以为“重振”的借鉴。
《北京文学》的兴旺和“北京作家群”的形成是分不开的。“北京作家群”，现在大家已经说得很顺口了。最初提出，大家还有点含含糊糊，怵怵惕惕，怕这和宗派、“小圈子”扯在一起。这种顾虑逐渐消除了。北京的作家有相当雄厚的实力，这是事实。北京拥有相当数量的全国水平的专业作家，还有广泛的头角峥嵘的业余作者，这是事实。北京的作家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是大家的文学主张、作品风格是互不相同的，并无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这些主张不同，风格迥异的作家，曾经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便是《北京文学》。有些青年作家的发祥地是《北京文学》；有些老作家、中年作家，也视《北京文学》如故土，大家对《北京文学》是有感情的。友梅愿意把他的力作交给《北京文学》；斤澜把三篇作品同时交给《北京文学》，任凭挑选，关系不可谓不“铁”。《北京文学》能团结住“北京作家群”是一大功绩，也是《北京文学》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我觉得这二年“北京作家群”对《北京文学》的向心力有所削减。有相当的作家“飞”了。《北京文学》应当把“北京作家群”“拢”住。这得想一点措施。我觉得《北京文学》应当理直气壮地宣布：《北京文学》是“北京作家群”的刊物。如有必要，可以像三十年代有些刊物一样，公布“特约作者”的名单，——当然要征得本人同意。
刊物的声誉系于作品的质量。一个刊物接连发表几篇不同凡响的作品，读者就会刮目相看。反之，老是发表中等水平的作品，威信就会下降。发表不同凡响的作品，往往是要担一点风险的。在我们的印象里，前几年，《北京文学》办了一件引人注意的勇敢的事，是发表了方之的《内奸》。我的《受戒》交给《北京文学》编辑部时曾附信说：“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不料当时《北京文学》的主编李清泉同志看后，立即决定采用，在下一期刊物上就发表了。《北京文学》那几年办得很有生气，与清泉同志读稿时的别具慧眼与胆识是很有关系的。我希望现在的主编能够继承清泉同志的胆识。
有了好稿，还要敢于突出。一篇好稿，不突出，有时也会“湮浸”了。主编对于一篇稿子的分量，应该有个准确的掂掇，鲜明的态度，不能对所有作品全部平均对待，一视同仁。突出的方法，除了在字号大小，版面安排，标题插画，予以惠待外，我觉得主编应该站出来说话。主编应该和读者交流。过去叶圣陶、茅盾、郑振铎、巴金、靳以编刊物的时候，本人是经常在刊物上露面的，郑振铎、李健吾编《文艺复兴》时，两人轮流写编后记。他们的编后记都是署名的。我的《异秉》在《雨花》发表时，刊物上加了一段“编者附语”（写得要言不烦，切中肯要，一看就是一位行家手笔），这办法在近年的刊物上不多见，但我以为很可取。一篇作品脱颖而出，固然不必为之作“誉满全球”式的吹嘘，但是完全用一种“桃李无言”的态度，等待着“下自成蹊”，恐怕也不是办法。等待、观望的结果，往往就会使同一作家的第二篇好稿和别的作家的好稿溜掉。一个主编应该是一块充满热情的磁铁。
关于“通俗文学”。目前“通俗文学”泛滥，对纯文学的压力很大，《北京文学》申明要坚持纯文学的办刊方针，我很赞同。我觉得，第一，目前“通俗文学”的大量流行，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这阵风总会刮过去的。现在的风势已经有一点萎。第二，我觉得《北京文学》也不妨发一点比较通俗的作品，但是不能降低格调。赵树理同志的《登记》不也很通俗么？但同时也是严肃的纯文学。《北京文学》不妨发一点“通俗的纯文学”。
我的这些意见，未必正确。聊将一点祝愿，作为《北京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芹献而已。
五月一日
[1] 本篇原载《北京文学》1985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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