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刀》载《北京文艺》第二卷第三期。
《检查站上》载《工人文艺创作选集》第一集，工人出版社印行。
我们需要短篇小说。赵坚同志这两篇小说我以为是写得比较好的。
《磨刀》的好处第一是主题选择得好，写得好。
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镟工小组向马恒昌应了战，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可是做不到提出的标准，而且废活出的多。原因是刀尖不受使。有个小李，细心琢磨，一次又一次改磨刀尖，到底磨好了。大家跟着他学，果然都有了成绩。只有一个老张，抱着一套老经验，以为干活就靠手快力气大，小李要给他磨刀他却不要。后来就他一个人还落在后面，而且一个劲儿拼命硬要干，身体也不大支持得住了。——他还是不服气！可是怪得很，这一天，他干得挺顺，一口气到底，没出毛病，而且超过了标准数，做的比任何人都多，创了新纪录。这他心里可高了兴，以为还是力大手快解决问题。不想有人对他撇撇嘴：“不是小李昨天晚上给你磨了刀，还有你吹的！”他拿起刀来一看，这才觉悟，决定参加技术研究小组。
要工作做得好，不能局限于片面的经验，必须研究技术。体力劳动必须跟脑力劳动结合起来。这是开展生产竞赛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在工人同志当中提出的问题。赵坚同志在这篇小说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提的正是时候。这种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是好的。
赵坚同志说，这个问题不好说明，想了很久，结果想出藉磨刀这样一回事来说明。因为磨刀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技术，刀磨得好，工作就能顺利，这是一般工人都能理解的事实，通过这样一回事来说明钻研技术的重要，是容易为工人同志们接受的。这是对的。这样写，就是工人同志以外的人也是容易接受的。这样，这个作品就起了教育群众的效果。
《磨刀》的第二个好处是写得简短。
赵坚同志曾经把这篇小说一再压缩，由七千多字压缩到三千字，为的是希望工人同志能够有时间看，希望作品能在他们当中起作用，这是多诚恳，多正确的态度。
这篇小说的人物很简单，一共四个人：老张，小李，还有一个小赵，一个没有写出姓名的小组长。（里面有一个“小张”，出现了一次，是排错了，应作“小赵”。）凡是出场的人物，都不缺乏个性，——老张爽快而固执，小赵热情、急躁，而很调皮，小李沉着、安静、但因为究竟年轻，耐性还不够，小组长处处显出是个小组长，照顾全面，领导有方，——正是因为有这些个性，才构成这样的故事，离开了这些个性，也就没有了故事。可是这里的个性永远不是独立静止的存在的，他们每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都有所为，彼此都发生关系，都推动着主题的发展。不能说明彼此的关系超过主题需要的个性，他不写。偶尔也有一点穿插（如小赵在里面说了四句快板），那也是主题发展到了那儿自然发生的，不是节外生枝。人物、事件、跟主题紧紧扣在一起，一气贯注下来，不仅篇幅简短，而且紧练、坚实、明白、容易说服人。
再就是他所写的工人是工人。老张的“力大手快”的观点在今天说起来是落后观点，单就这一方面说起来他可以说是一个“落后分子”吧，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工人，他仍然有工人阶级的长处。“每次讨论计划他没有嫌过多，见懒惰一点的工友稍微一含糊，他就跟人家急鼻子红脸的说：‘你是中国人不？今天这白面馍是怎么来的？这是共产党毛主席费心把力争来的！再不多干点等个啥！不使劲干，甭说对不起共产党，连你自己也对不起呀！’”他基本上是进步的。赵坚同志没有像有一些人一样，把“落后”工人写得比非工人阶级的落后分子还要落后，写成一个毫无进步性的人，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赵坚同志所写的老张不但是一个工人，而且还是解放之后两年的工人，虽然他有缺点。
《检查站上》是抗美援朝创作运动初期出现的一个突出的作品。
《检查站上》让我们看出来赵坚同志有了相当高的概括主题，组织题材的能力。
赵坚同志一开头说明他要写的是“在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所谓‘美国远征军’到处蹂躏和奸污中国的妇女，野蛮的欺压中国人民，蒋介石也不过是他们饲养的一条狗而已。”
全文约六千余字，可以分做四段：
一、一九四六年，老李在湘西公路开汽车。因为上坡，开得很慢。后面来了一辆美国兵车，对他们的车打了两枪，叫他们赶快让车。赶紧让。后头又打了两枪，打坏了他的轮胎。车停了，危险极了，差一点翻下山沟。美国兵还又打了他们！
二、因为修轮胎，把原来预备的给检查站上的人员“抬包袱”的钱花掉了。到了站，检查员百般留难，口口声声“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把一车棉花都卸下来检查过了，没有毛病。他想了想，说装得太高，叫留下三包回来再装！
三、正生着气，有人叫老李，是熟人老张，老张招待了他们。因为说起路上的事，老张说起一段美国兵奸污了他弟妇，气死他兄弟，害得他家破人亡。
四、回到站上装车的时候，又来了一辆美国兵车。检查员不得不装起势子要检查，“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美国兵转身给了检查员一嘴巴，检查员急了，要掏枪，美国兵的枪早已经打响了。美国兵一直追进站去打，站上人员全部吓得匍在稻田沟里。美国兵用车尾拖绳拴住检查站栏车的木栏，连老根都拔掉了。
这里所说的不是一件事，是好几回事。要是处理得不好，就会各段互不相关，散漫，零乱。但是赵坚同志处理的很好很完整，很紧密，自自然然，真如赵坚同志在文章前面所说的，是一回“实事”，是赵坚同志亲身的经历。
是不是“实事”，是不是赵坚同志的亲身经历呢？
赵坚同志告诉我，那里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事情也不是真是发生在一天的事情。可是那样的人是有的，赵坚同志在西南跑过很多时候车，对于这些人，司机，开小饭铺的，公路上的美国兵，检查员（赵坚同志自己就受过检查员不知多少回气）……他都很熟悉，他们的语言，动作，性情，他都了解。那样的事情也多半是有过的，不过不是发生在一个地方，一个时间，他把它们集中起来了，把它们贯串起来，组织起来，变成了一篇作品。
为甚么他能够把不是在一时一地发生和存在的人事集中起来，而且组织得那么完整，首尾相通，成为有机的一个整体呢？因为他不仅看到了个别的、分散的事物的现象，他还看到这些事物的本质，他看到这些事物的内在的关联。他不仅看到那些事情，而且从这些事情，认识到美国兵当时在中国是干甚么的，他们跟蒋介石是甚么关系，而且，他更从个人立场的认识提到了人民立场的认识，从民族立场的认识提到阶级立场的认识。赵坚同志在小说的结尾说：“在当时，我只知道单纯的仇恨”，到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它时时刻刻想吞并中国，霸占亚洲，统治全世界”。作为全篇结构的骨干，贯串每一段，每一字句，不是别的，正是作者的认识，作者的思想。
他并没有把现在的思想、认识，代替了他自己当时的思想认识，代替了小说里的人物当时的思想、认识。比如老张在说完了那一段事情之后，说：“这就是‘蒋委员长’请来‘盟军’的好处！害的我家破人亡！反正有一天俺要报仇！”怎么报仇呢，他没有说“俺要去当八路军”，他只说“那怕当土匪也要打死几个老美解恨！”因为像老张那样的人，在那种时候，只能说出前面的一句话，不能说出后面那样一句话。如果说出后面那样一句话，用赵坚同志自己常说的话，就是“不现实”！赵坚同志非常强调“现实”，他下笔的时候随时考虑到这两个字。但是如果赵坚同志没有现在的思想、认识，他就不可能更深的了解像老张那样的一些人的思想、认识，不可能了解他们的情感中的最强烈的一面，而把他在老张的身上集中的表现出来。因为有了现在的思想、认识，才能使全篇小说都有一种仇恨和坚决的感情；才能是有目的的，而不是纯客观的记载那些事情。——比如老张在叙述那一回事的时候，他没有正面描写美军的兽行，他着眼在描写老张的仇恨。因为有现在的明确的认识，这种深刻化了的仇恨，贯彻于全篇的字里行间，处处皆到，所以作品的结构，才能完整。
“创作是理解与表现的统一的过程。”（高尔基）形式跟内容分不开，结构跟主题思想分不开。
令人惊异的（按照赵坚本人的水准来说）是赵坚同志文字的准确和风格的新鲜。
赵坚同志的文字是普普通通、简简单单、老老实实的文字。这里没有特别的句式，没有复杂的语气，很少用比喻，不说俏皮话；方言，土语，歇后语，除非是非用不可，一概不用。他用字用得很少，句子很短，每一段的字数也不多，笔下节制很厉害。比如：
迎面是一座山，坡高路长。
这是多简练的句子？这是提炼过的语言。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我在贵阳失业，没工做。接到朋友从湘西来信说：“听说你从修理厂被裁，住闲很久了，这怎么行呢！这里倒有个开车的事，我看你先来凑和着干吧！”
怎么失的业，失业多少时候了，都在朋友信里说明了。这就减省了很多笔墨。“这怎么行呢”，这句话多有感情，这比说多少句表示同情的话都强。
这样简练的文字，不但能够像繁复的文字一样把事情说明白，而且说得更明白，这就是——准确。比如：
这天下午，汽车往前跑着，看着路牌一算计，离芷江不远了。迎面是一座山，坡高路长。老李这辆破车，劲又小，棉花包装的又高，爬起坡来唏哩哗啦乱响，吵的坐在驾驶室里说话都听不见。路又窄，边上就是山涧，一不小心就有危险！老李不顾一切，瞪着眼全副精神往上开。这时候车速慢得跟普通人步行一样。
就这样正往上爬着，忽然“拍、拍”响了两枪。
助手老陈赶紧从门窗往后一看，急急嚷着：“让车！”
老李赶忙扭舵轮往边上开。没等顺好，接着又是“拍、拍！”两枪。
“轰隆！”车身晃了几晃，老李赶紧踏着刹车，车歪在路边上了。我们都吓了一身冷汗。老李说：“阿弥陀佛没有翻下去。”
话没说完，一辆十轮大卡车已停在我们面前。跳下一个美国兵，照着老李就是一顿嘴巴……。
这样说，事情不但说得很清楚，而且，它还带着一种紧张的动态。旧小说里常说“说时迟，那时快”，赵坚同志这样的文字真是做到了“那”时快，说时也快。他把事情切开了说，不是拉不开，扯不断。这样的切开不是随便的切开，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文字节奏跟事件的节奏是一致的，从文字中所得的感觉跟参加在事件中所得的感觉是一致的。这样，就会使读者有如“身临其境”，能紧紧跟上事件的发展和进行。赵坚同志也用两个字概括他的这样使用文字的办法，还是那两个字：现实。他觉得这样写，现实；不这样写，就不现实。
《检查站上》从头至尾都是用的这种跟现实生活协调一致的叙述方法。比如检查员留难老李的那一段，检查员说一句甚么话，老李怎么应付，那里检查员翻翻眼睛，那里老李心里想甚么，那里周围的群众有所表示，这些地方的长短分量，都恰恰跟当时的时间相合，文字所占的“几何学的长度”是跟实际情形符合的。又如老张叙述家破人亡的经历的一段，老张几次欲言又止，时断时续，当中还插进一些不相干的事，这样不单让老张彆足了一股劲，加重了他后来和盘托出，一泄无余的力量，而且使读者转回来接受了老张前面吞吞吐吐之中所含蓄的仇恨。不单是老张的话本身，老张说话的整个过程都对读者起了作用。而，这样的写法，不只是单纯的旧小说似的“卖关子”，它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现实”的。
赵坚同志是按照“生活本身的辩证法”来表现生活的，他没有“把多方面的、复杂的、曲折的生活现象，理解成和描写成片面的，简单化的，直线的。”（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
按照“生活本身的辩证法”写出来的作品，是好的。只有按照“生活本身的辩证法”写出来的作品会产生新鲜的，真正的风格。
是不是赵坚同志这两篇东西已经是没有缺点的作品了呢？还不能这样说。缺点是有，但是基本上是好的。而且，我们珍视赵坚同志的作品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赵坚同志是个工人。他曾经在家耪过五年地，后来就一直做了二十年的工。他做过各样的事情，跑过许多地方，当过挖地沟的小工，在阔人家当过烧饭抱孩子，伺候官太太的“老妈子”，曾经在一家“公馆”里每天擦三层楼的地板和玻璃窗……这都是失业的时候为了“填肚子”干的。主要的，他一直干他的本行，跑车、修车，修车、跑车，二十年来，来回倒。直到解放以前，他在北京汽车修配厂，曾搞过一个时期动力工作。他在家的时候读过私塾，算在一起不过十八九个月。后来都忘了。到抗战的时候，因为一个地下同志的帮助，他把那点忘了的字又找了回来，而且能够看一点新书。——他第一本看中的书是《鼓风炉旁四十年》。但是，一直到解放的时候，他写信都还写不下来。解放以后，因为搞工会，搞工厂小报，才开始练习写东西。到去年十一月，抗美援朝运动刚一起来的时候，他写了《检查站上》。发表《磨刀》是今年五月的事。整个算起来，赵坚同志写作的时间不过两年，而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这难道不是可喜的，不是应该珍视的么？
为甚么赵坚同志能够有这样成就？这当然跟他是个有二十年工龄的产业工人分不开。他有丰富的，直接的，生活的和生产的斗争的经验，有活生生的“感觉材料”，又有能够把材料提升起来的，工人阶级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工人阶级的坚持学习的精神。还有，当然，从他找回了他丢掉的字，接触到新书，一直到开始写作，到参加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都和党的领导培植分不开。
周扬同志在《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已经从工农群众中产生了新的作家”，赵坚同志应当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的作品真是“特别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艺术创造上的天才”。我们为赵坚同志的成就感到兴奋，并希望他能够把既有的成就巩固下来。希望他不要有一丝一毫的自满，更坚持、虚心、踏踏实实的学习，再努力的写出更好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更高一层的作品。我们相信，这是可能的。
从赵坚同志身上，我们感觉到祖国和党的伟大。光荣归于祖国，归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 本篇原载《北京文艺》1951年第二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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