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黑帮”正在劳动的劳动，写检查的写检查，忽然听到哨音：“黑帮都到前院集合！”于是“黑帮”从各个“学习班”急忙跑出来，跑步到前院集合。所谓“黑帮”，包括原来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剧团团长、“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即著名演员，还有原在党委、人事处工作的中级干部。干什么呢？
原来从外面来了一个（不知是什么来头）的造反派，要向“黑帮”训话。是个小伙子，大概读过高中一年级。他长得精瘦精瘦，眼睛露出仇恨的凶光。他把我们劈头盖脸，没头没脑地臭骂了一顿。大意是说：“你们竟敢反对毛主席，反党，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忽然跳得老高，对“革命群众”大叫：“你们应该恨他们！”忽然咕咚一声倒在地下，休克了，死过去了。
这可乱了套！革委会赶紧找车，把他送到医院急救。
“黑帮”们没有人管了，站了一会，彼此一使眼色，各自溜回到学习室。
这个造反派并不认识我们，他不知道我们姓什名谁，有什么问题，他怎么会那样激动，激动得休克了？
世界上无缘无故的恨是有的！
萨其马到家属委员会找到陆阿姨，告发他妈是反革命。
“你妈怎么是反革命？”
“她用毛主席像剪鞋底。”
萨其马姓萨，这座楼里的孩子都叫他萨其马。萨其马八岁，念小学二年级。
萨其马在楼道里整理他的邮票——他集邮，听到他妈在屋里嗤拉嗤拉地剪什么，进屋一看，他妈在用一张毛主席像剪鞋底，萨其马大喝一声：
“你干什么？”
吓了他妈一跳。
“你是反革命！”
陆阿姨问：
“你妈怎么是反革命？”
“她用毛主席像剪鞋底！”
“叫你妈来！”
陆阿姨的丈夫是印厂工人。她在印厂幼儿园当过保育员，不知道怎么成了家属委员会主任。他们家成份好，陆主任张嘴就是“我们工人阶级”。她权力很大，管的事很多，很忙。通知各家不许养狗、养鸡。毛主席有最新指示下来了，组织本楼居民游行，——从七号楼出去，上马路，走一截，到一号楼就解散了。公安局发下通缉在逃的刑事犯罪分子的布告，她打了浆子实贴在各楼门道的墙上……她有一支队伍，她把七号楼的大妈组织起来，负责这一带的治安。做了几个袖箍，红底白字：“治安员”。谁值班就套上。值班的大妈自备小板凳，坐在楼前的马缨花——北京叫做“绒花树”树荫里，一边纳鞋底，一边拿眼“贼”着行迹可疑的来往行人，监视本楼的“分子”们的动态。其实没什么动态，不过是到对面副食店换一瓶酱油，到菜市场买回了一条白鲢子……大妈们都是小脚，楼里的孩子管她们叫“小脚侦缉队”。小脚侦缉队都很积极，陆主任有什么指示，无不立即响应，坚决执行。
萨其马的妈到了“居委会”。
“啥事？”
“是你用毛主席像剪了鞋底？”
“剪了。”
“毛主席像怎么可以剪鞋底呢？”
“俺瞧这纸挺结实，挺厚实。”
“你真糊涂！我要到派出所把这件事汇报一下，你在家里等着。不许乱跑，不许乱说乱动！”
陆主任骑上车走了。
萨其马的妈看着她的背影，说：
“啥事一惊一乍的！”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陆主任回来了，召集本楼居民——主要是那些小脚侦缉队到马缨花下开会。大家都自带小板凳，手里拿着鞋底。陆主任讲话，略谓：
“萨其马的妈，——你妈姓什么？”
“姓王。”
“萨王氏用毛主席像剪了一对鞋底。问题是严重的，情节是恶劣的，属于反革命性质。主席像是神圣的，怎么可以剪鞋底？毛主席教导我们：把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萨王氏却要把毛主席踩在脚底下，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个“氏”插话：
“侄儿可忍，叔不可忍！”
“不要乱插嘴！——本来应该严肃处理。经与派出所领导研究，认为萨王氏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决定予以宽大，从轻发落，给予监督劳动的处分：每天清扫七号楼六层楼的楼道、楼梯。要扫得干净、彻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大家有意见没有？”
大妈们齐声喊道：
“没意见！”
连萨其马的妈也举着鞋底跟着一块喊：
“没意见！”
陆阿姨对萨其马说：
“那双鞋底和剪破了的主席像要好好保存起来，不许烧掉，毁掉。没准儿上级要调查这个案件，这是个罪证。”
萨王氏叫起来：
“啥？罪证？俺犯了罪咧？”
萨其马把鞋底和主席像夹在一本《人民画报》里，放在柜橱顶上。
时间过得真快，“文化大革命”过去好些年了。萨其马长大了。他上了小学，上了中学，还上了大学——医学院，已经在一个医院当见习医生。
有一天下班回来，他忽然想起那双鞋底。他从柜橱顶上取下那本《人民画报》，抖去灰尘，看看鞋底，独坐良久，若有所思。
他看看在楼道里纳鞋底的妈：妈老了。
“庹”这个姓很少见。这个姓南方好像没有，北京却有，而且多半是“梨园行”的，这个字读“妥”。
庹家哥儿仨都是学“场面”（打击乐——戏班里称乐队为“场面”，特指“武场”即打击乐）。老大是打鼓的，兼乐队队长。他是党员。有个特点，是爱“记”，开会，领导讲话，他都拿笔记本不停地记。不知道他记什么。开会，他极少发言，发言也呜哩呜噜，听不明白，不知他说的是什么。除此之外，看不出他与“群众”有何区别。他很注意仪表。他是个高个儿，但是脸色白净。他的背头梳得倍光。穿内联陞的千层底礼服呢圆口鞋，白尼龙丝袜。他爱吃天福的酱肘子卷烙饼。下班时路过天福，总要买一小包酱肘子带回家。这酱肘子全家只有他一个人享用，别人谁也别想动。
老二是打大锣的。外号“二喷子”，因为他爱乱“喷”——胡说八道。
老三打小锣。在戏班里，场面上工资（过去叫“开份儿”）最高的是打鼓的。其次是打大锣的。打小锣、铙钹的都最低。打小锣、铙钹的都不甘心，都想往上窜，打鼓。每天到剧团都可听到一些乐队的青年“山后练鞭”——练腕子。大都是用两根鼓箭子打鞋底。有的甚至天一亮就到城墙头上用两根铁筷子打城砖。戏班里常说“若要人前显贵，必要人后受罪”，干梨园行的，要“肚里长牙”。
梨园界的“人际关系”和“外行”（非梨园行）的不同。他们很重视师徒关系。“三节”——年下、端午、中秋，两寿（师傅和师母生日），徒弟必须备几色礼品，到师傅家去贺节行礼。其次是师兄弟，时不常的也要小聚一下。其余的亲友，就是淡淡的了，庹家三兄弟是亲兄弟，但是很少走动，各人顾各人。
庹三儿从小就调皮捣蛋。从科班到搭班做活，不断搞些恶作剧的事。在抄功老师的鼻烟里掺进了胡椒面。在跑宫女的女演员的水衣子里放个臭虫。一个唱二旦的男演员在吃饭，他给他脖子上围了一条蛇。这唱二旦的最怕耗子，见了耗子就连蹦带窜。三儿以为他怕耗子，必然怕蛇。不想这位二旦怕耗子却不怕蛇，他围着这条蛇，若无其事地吃了两碗饭！
“文化大革命”了，三儿快乐极了。“革命群众”斗黑帮，他积极参与。“黑帮”在院里站在板凳上挨斗。党委书记站得太久，尿憋不住了，尿了裤子，一大泡尿顺着裤腿花花地流了下来。斗副团长时，一个姓耿的抄功老师喊：“叫他把帽子摘下来！”三儿上去摘了他的帽子。副团长小时生过瘌痢头，平常都戴着帽子——包括上澡堂洗澡也戴了一个丝织的帽盔。一摘帽子，露出他的花花斑斑的头皮。“革命群众”于是大笑。有外单位来的造反派来串连，问起剧团斗黑帮的情况，三儿接待了他们，详细叙述黑帮挨斗的各种细节。庹三儿口讲指画，眉飞色舞。
造反派想尽办法折腾黑帮。
各单位都给黑帮挂牌子，剧团给黑帮准备的牌子跟别的单位不同：《拿高登》的石锁、诸葛亮抚的瑶琴、《玉堂春》的鱼枷……庹三儿搜集、改装这些牌子非常起劲。
造反派命令黑帮在院里罚跪，给他们剃头——用推子在头上开出一条“马路”。庹三儿喀嚓喀嚓接连推了几个。
造反派给黑帮们“勾上”——画了脸，扮上——戴了一根翎子的“反王盔”，叫他们在院子游街，叫他们“自报家门”。每人发给他们一面锣，敲一声锣，喊一声：“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谁的报名声小，锣敲得不响，庹三儿就给他一刀坯子。
哎呀，“文化大革命”，太来劲了！
庹三儿是个“浆子手”。剧团不知怎么一下子涌现了写大字报的能手，一夜之间能糊满一墙，号称“刀儿笔”（剧团的儿化字特多）。庹三儿“幼而失学”（这是剧团惯用的语言），识字不多，字写得尤其不成样子，当不了刀儿笔，只能在战斗组成了刷大字报的浆子。戏台上有“刽子手”、“牢子手”，庹三儿便被称为“浆子手”。“刀儿笔”写完了大字报，高叫：“嘚浆子手！”庹三儿高声答应：“在——呦！”
战斗间隙，没什么事，庹三在战斗组用旧报纸练字。他练的永远只是五个字：“毛主席万岁”。写完了，还要自我鉴赏一番。有一次写了一条，觉得“毛主席”的“席”字的一竖写得太长，也写歪了，偏着头端详了一会，用“判仿”的办法，拿起笔来在“席”字的下端打了两个叉。鉴赏完了，随手丢在一边。
不想这条字叫同一战斗组一个叫大俞的拉大提琴的（剧团“文革”前因演现代戏，调来一些搞西洋音乐的）看在眼里。大俞把这条字收起来，折好了，不声不响，压在箱子底下。
大俞是个有心机的人，他收藏了庹三儿这条字，没有跟任何人提过，一直在箱底压了半年。
到了“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大俞把庹三儿这条字交给了革委会、军宣队。这是个爆炸性的反革命事件。
军宣队把这条字拿给庹三儿看。庹三儿傻了眼了。
出组——离开战斗组。
参加学习班。
参加学习班的有各种人：走资派、资产阶级权威、历史反革命、入过一贯道的，还有有“男女关系”的演员。
大家都在学《毛选》，写检查交待。
学习班所在地原是剧场的休息室，很宽大，有桌子椅子，中午还可以把椅子拼起来睡午觉。
检查不知道写过了多少遍，翻来复去只是那样一些老问题。一二三四五一篇，五四三二一又一篇。大家知道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只是等着处理，因此吃得下睡得着，比战斗组的“战士”过得还要轻松。
只有庹三儿有点坐立不安。他的问题是新问题。叫他交待，交待什么呢？他又没有多少文化，写的材料前言不搭后语。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一份检查，请一个女演员提提意见。女演员看了，说：“你这样写，就事论事，不行，得上纲上线，深挖你的思想，交待你为什么对毛主席有那样深的仇恨。否则一定通不过！”——思想？仇恨？——“你对毛主席有什么不满意？总能挖出一些来的。”庹三儿冥思苦想，终于挖出来了。他写道：“我原来想打鼓，毛主席不让演帝王将相，我打不成鼓了，故此（戏班里的演员爱说‘故此’）我恨他。”
我也看过他的检查，问他，“这是你的‘活思想’么？”他说：“不这么写通不过。”有一天在楼梯上，我和庹老大轻轻地说：“叫你们老三写材料要实事求是，不要瞎写，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白纸黑字！”老大含含糊糊地不知说了一句什么。我跟二喷子也说过同样的话。二喷子回答得更干脆：“我管不着！他活该！”庹三儿的问题是“现行”的，他的两个哥哥要和他“划清界限”，深怕沾边，避之唯恐不及，哪里会跟三兄弟进一忠言呢？——万一三儿把他们跟他说的话汇报上去，那怎么办？
过了一个多星期，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庹三儿铐走了。
大家不再提起庹三儿，也很少人打听他的下落。听说起初关在第一监狱，后来转到天堂河劳改，一去七年。
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庹三儿放回来了，他好像完全变了个人，不胡玩疯闹了，也不再恶作剧了，他很少说话，见人有时也笑一笑，笑得很惨。
他还是打小锣。
[1] 本篇原载《钟山》1994年第五期，其中《无缘无故的恨》、《鞋底》、《打叉》与《红旗牌轿车》、《熟人》以“非往事”为题又载《北京文学》1998年第一期；初收《汪曾祺全集》第二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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