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编定于去秋，彼时遇安师身体康泰，精神矍铄，方全力以赴反复校订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集。万万没想到，今年初夏，老师竟染新冠而不治，遽然辞世。

收在这里关于老师著述的一束绍介文章，今年五月底乃遵师嘱纂成《孙机文集》的一篇跋语，以下几行文字，是纂集跋文的前后情景：

遇安师这几年集中精力做的一项工作，是全面修订八卷本的文集，至今年三月下旬，已基本完成，不过老师仍坚持要再细读一遍校样。三月廿四日，我在无锡博物院参观时，接到遇安师电话，嘱我为文集写一篇跋语。归来后草成呈送师阅，老师修改后返回，我将意见斟酌誊入，遂成定稿。五月底我往四川，六月四号上午和下午两次接到遇安师电话，嗓音嘶哑，如果不是来电显示，简直听不出是谁。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写不出东西来了。”然后说四天前阳了，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简直不知干什么好。问发烧吗？曰低烧。“去医院了吗？”“去了，医院说没事，就回来了。”“那您就好生将养，先别想着写文章的事了。最好能住院，比较安全。”第二次电话，说：“你还在四川吗？”“是，在泸州呢。”最后道：“你多保重吧。”这两个电话太特别了，因为老师无事一向不打电话，遂不免心中忐忑。之后的一切，都近乎意料之中，虽然仍不时生出向好的希望。今天从医院返家，打开身边书柜里师的各种文集，看到扉页题字，看到夹着秦颖拍摄的照片，取出师赠送的数册手稿，转瞬之间一切都成为遗物了。二十八年来，每次打电话，叫一声“孙先生”，立刻听到连声回应“您好您好”。最后听到的一句话，竟是“你多保重吧”。

唯一教人欣慰的是，凝聚着一生心血的文集，经遇安师手订，近期可望面世，这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份最珍贵的遗产。

九月廿六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依例举办第五届中国古代服饰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孙机文集》新书发布，以下是我的一个简短发言：

三个月来，我经常的感觉是孙先生还在，偶然说道孙先生不在了，倒好像是幻觉。每年这个时候我会为遇安师做寿，今年确定会议的日期时也还是这么想的。先生的文集就在我们身边，此际更能真切感到仍然随时可以向老师请教。遇安师的治学之道，其实几句话就能够说清楚。首先是海量读书，穷尽材料式的读书。当然做到这一点不能说是很容易，但并不是特别难。难的是思考型的读书，即不盲从，更不迷信权威。所谓“治学严谨”，多闻阙疑，是重要的基础。我师从孙先生二十八年，自认为得获三件治学秘钥。第一件，什么文章可以写，什么文章不可以写。可以写的标准是八个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之，即不可以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站在学术前沿。第二件是治学的具体方法。首先是做长编。一旦命笔，就要舍得剪裁，知道一百二十分，写出来的只是六十分，最多八十分。在自己掌握的材料中，只选取最为关键的证据，用在最恰当的地方。唯有在证据不足的时候才需要用穷举法。如此写出来的考证文章，才会言简意赅，斩截有力，足以服人。第三件，证据不足，决不要轻易动笔。证据不足有两种情况。通常思路对了，材料就会不断涌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有可能是思路有问题。另一种情况，思路是对的，但证据链上尚有缺环，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

在文集跋语的结末我写道：“遇安师以数十年的实践向我们昭示了治学路径或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以此获得的硕果，承载硕果的这一部文集，自是耸立在文物考古研究领域里的一座丰碑。”老师阅后改作：“古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有了确凿的证据，历史会变得更具体，更鲜活，使今天得以充分了解现实社会是怎样发展演变过来的。但实际上在这方面还有些欠缺，许多情况还说不清楚。因为只采用考古学讲层位、讲形制的办法，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采用传统的考据学的方法更是如此。看来将文献与实物准确恰当地加以结合，乃不失为可行之道。本篇所举文集中的一些例子，正响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援引了这段改动的前面部分而保留了原文的结束语，但内心深知，删除这一句评价，是遇安师的自谦，更是遇安师的自信。

最后，借用《列子·汤问》中的一则故事作为问学之道的总结：“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癸卯十月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