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尾，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读书》作者聚谈会。蓦然进入到过去的情境，眼前闪过不少熟悉的面孔，虽然岁月磨洗了容颜，然而神采未变者竟是居多。当时只来得及点头问好，归来之后却并不能很快从情境中走出来。离开《读书》十八年，似乎至今仍然受惠于“十年”的滋养。

聚会中见到同在京城却数年难得一见的夏晓虹夫妇，承二位念旧，以内部印行的《夏至草》与《弟子书》两册持赠。既非公开发行，“外人”自难得获，因此弥觉珍重。看到《弟子书》所附“平原六十”的藏书票，又不免生出同龄之戚戚。两本书的书名都起得好，晓虹《夏至草》中的文字尤其教人爱赏。末一篇《在学术中得到快乐与永生——叶晓青〈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感言》记述晓青的学术生涯，更是扪心有感于同志，自许与记述者和被记述者乃同一呼吸，“在学术中得到快乐与永生”，原是彼此相契的活法。既以读书与写作为爱好，便是选择了一种认真切实追求完美的生活方式，付出的是全部心血，收获的是一生快乐，就投入与产出而言，实在是百分之百的赢家。

又因此忆及近年被频频提起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令人感念不置者，对我来说第一是对学历的宽容。初中学历，却能够凭着一支笔，凭着对书的爱，进入光明日报出版社，进入《读书》编辑部，并且不以学历低而成为工作的障碍，而且，我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特例。记得几年前在《读书》上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漫话中文系的失宠》。其中谈到“潜学历”和“潜专业”，换句话说，是有两种知识，一种是属于专业的“直接知识”，一种是专业之外的“间接知识”，二者互为作用，而它正是激发创造力的源泉。如果说八十年代有着对学历的宽容，那么也可以说，八十年代有着对“潜学历”和“潜专业”的识别与认可。这样的风气，在社科院保持到了九十年代，于是我得以在这里寻求到最为理想的读书生活。

文学所依然是宽容的，它认可、尊重并支持我的选择。而我选择的是一条细窄的路，这是在大路旁边一条偏僻的小路，它从来不是主流，也没必要成为主流。但这里有我喜欢的能够激发创造力的东西。

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走进古人的生活，乃至贴近古人的心思，有很多方法，很多途径，可以从“形而上”的“道”入手，也可以从“形而下”的“器”入手，我感兴趣的是后者。师从孙机先生考证诗经名物的过程中，一大收获是见出先秦礼乐文明原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而它的几乎每一项秩序都是靠了形而下的“器”来最终完成。因此我为自己的研究检得一个名称，即“名物学”。这是先秦时代即已产生的一门古老学科，由于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它才中断，其实是很可惜的，它实在是考古学一个极好的辅助。

好比欣赏一首诗，吾人总是先要知道诗里的典故：故典、新典，典故用在这里的意思，然后是整首诗的意思。面对器物，也可以像读诗那样，看它的造型，纹样，设计构思的来源，找回它在当日生活中的名称，复原它在历史场景中的样态，在名与物的对应或不对应中抉发演变线索的关键。所谓“名物研究”，可以定义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换句话说，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这里用的是“故事”的本意。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它所要解决的第一是定名。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这里正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第二是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某器某物在当日的用途与功能。我给自己设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学构筑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它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关。它可以是诗中“物”，也可以是物中“诗”，手段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却是一样的。

“名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周礼》所作的工作即是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也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确定了概念，奠定了基础，宋代金石学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以当代情怀追溯、复原乃至于编织远古历史。

孙诒让《周礼正义》便是我步入名物研究一途最早接触的一部书，至今觉得它是引发兴趣的入门书。条分缕析，征引宏富，自家心得融汇其内，且很少迂腐之见，当然它有着清代经学成就卓异的学术背景。困扰清代经学家的是无法以准确的图像复原三代礼乐制度，尤以舆服为甚。比如深衣，比如车制。这是戴震等人虽然花了绝大气力却终究未得其实的难题。然而依凭现代考古学，名物研究终于揭开了新的一幕，而可以“居今识古”（《文心雕龙·史传》）。观堂先生以殷墟甲骨考证三代王制更迭，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地上或曰传世文献与地下亦即出土文献的互证，不过所谓“二重证据”，仍是从文献到文献，是接续宋代金石学一脉。现代考古学的创立以及逐步走向成熟，却为我们走进古代世界揭示了更多的可能性。今天完全有条件使几乎被遗忘的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等领域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古典重温。对我来说，名物考证过程永远是一个求解的过程，因此总是令人充满激情。

至于我所关心的“诗”，却多半不是名家名作。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的写作，通常是落墨于名家和名篇（包括名家之名篇和非名家之名篇），亦即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属于文学之精华的部分；作品的艺术性，也几乎成为评判优劣的唯一标准。但同时还可以有这样一种角度，即它通过对诗（广义的诗）中之物的解读，而触摸到诗人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与体验，以揭出物在其中所传递的情思与感悟，由此使得一些多半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视野之外，亦即艺术标准之外的作品（包括名家之非名篇），别现一种文心文事以及风云变幻的政治史之外恒常的生活场景。

张宗子《陶庵梦忆》卷一《砎园》一篇记祖父经营的这一个园子，好在“水盘据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顿之若无水者”；“大父在日，园极华缛，有二老盘旋其中，一老曰：竟是蓬莱阆苑了也。一老咈之曰：个边那有这样”。“安顿”二字，读了很教人喜欢。问学之路的选择，又岂不是依自家心思安顿出来的一个园子，不见水，而心里时时能够感到水的滋润。盘旋其中，自可相傲于阆苑诸仙。“个边那有这样”，它是从肺腑涌向唇边的笑意。

（初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